赵雪

酒后相撞倒地身亡 因赔偿各方争执不下

2022年3月19日晚上，柳志及妻子冯芳与李山、叶亮、聂勇、郑利一起聚餐。20时30分左右饭毕，6人离开饭店。柳志醉酒后摇摇晃晃在前走，聂勇紧随其后，柳志突然身体倾斜与聂勇相撞，致聂勇倒地不起。郑利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与李山将聂勇送至医院救治。22时许，河北省涿鹿县人民医院出具《病危／病重通知书》。3月20日，聂勇转院至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治疗，诊断结果为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脑疝、硬膜下血肿、多发脑挫裂伤、额骨骨折等。2022年4月1日，聂勇死亡。

聂勇亲属林敏等4人因赔偿问题诉至法院，要求柳志等5人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计1452510.55元的70%，计款1016757.39元。

李山、郑利辩称，该事件为意外事件。柳志请客吃饭行为及饮酒行为系好意施惠，聚餐参与人在共同聚餐中无过错，无劝酒行为，对饮酒产生的相关后果不承担责任。同时，已尽到同酒桌人的扶助义务，不应对聂勇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叶亮辩称，医院诊断证明证实聂勇是因外力致伤死亡，而非饮酒致伤死亡，或者饮酒后从事危险行为致伤死亡。叶亮未饮酒也未劝酒，在饭局中未实施引发聂勇产生危险的行为，不负有救助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撞人者不服担责判决 上诉称属意外事件

一审法院认为，聂勇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及柳志饮酒后的状态、判断和控制能力有一定认知。现场监控视频显示，柳志酒后身体摇晃无法站稳，有随时倒地风险，但聂勇未预见该风险，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也未注意到饮酒后柳志的人身安全风险，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对自身的伤亡后果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柳志饮酒后身体倾倒与聂勇相撞致聂死亡，应当承担次要过错责任；冯芳、李山、郑利、叶亮作为饭局参与者，在聂勇倒地后进行了相应的救助，送医院抢救并通知家属，已经尽到适当照顾义务。聂勇的死亡结果系柳志的行为所致，与冯芳、李山、郑利、叶亮的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聚餐人在聂勇摔倒后给予相应救助，已经尽到适当照顾责任。综上，判决柳志赔偿聂勇亲属林敏等4人医疗费等费用1314765.26元的30%，计394429.58元；驳回林敏等4人要求冯芳、李山、郑利、叶亮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柳志不服，提出上诉，理由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聂勇拉拽柳志致使柳志身体失去平衡后仰倒地。柳志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柳志在主观方面不存在过错，聂勇死亡纯属意外事件。聂勇未尸检，无法证明死亡与摔倒存在因果关系。故请求判决柳志不承担责任或将案件发回重审。

二审定性划分责任 积极维护生命权益

二审中，李山提出柳志未就其他人的责任提出上诉，林敏等4人也未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不应就李山、郑利、叶亮、冯芳的赔偿责任作为审查范围。郑利、冯芳同意李山意见。二审庭审当庭播放了监控录像，不能认定聂勇拉拽柳志行为。同时查明，事发当日中午，柳志、郑利、李山共同饮酒。

二审法院判决：柳志赔偿林敏等4人医疗费等费用291888.4元；李山和郑利分别赔偿53070.6元；柳志、李山、郑利互负连带赔偿责任；驳回林敏等4人其他诉讼请求。

未制造风险不承担责任的法律底线

首先，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饮酒过程中侵权事件的司法应对与裁判，要充分考虑道德和法律层面的因素，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充分考虑“文明、和谐、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第二，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侵权行为归责体系的基础原则。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民法典规定，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在人们普遍思维中，过量饮酒可能造成伤害，这是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具有的认知。共同饮酒人是伤害风险或危险的共同制造者，在饮酒后应当负有照顾、扶助、护送等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到义务的，则产生过错责任。但是，未饮酒也未劝酒的聚餐参与者对损害的发生是否有过错，有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不论是否饮酒劝酒，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一旦有损害结果发生，就需要承担责任。本案观点是：未饮酒未劝酒的参与者，没有制造饮酒风险，如果要求未饮酒未劝酒者承担他人饮酒可能发生的损害结果，显然过于苛刻，势必加重参与聚餐者的心理负担，势必过分限制人们的用餐自由，从而突破普遍的交往底线和破坏正常的交往秩序。当然，面对危险来临的时候，未饮酒未劝酒者的积极或消极行为，只是不能在法律层面上赋予责任和义务，而应在道德范畴予以评价。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如果扩大法律调整范畴，无疑会限缩道德调整范畴，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文明层次。严格遵守未制造风险理应不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底线，尽可能由道德范畴调整并适当限缩法律调整范畴，本身就是社会治理良性发展需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