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中国工运重要领导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劳动音》周刊的创刊元老，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习。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开始研究马列主义，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并成为最早一批共产党员。

邓中夏是工运领导人中少有的“能文能武”的全才，坐在书斋提笔能写理论文章，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工会论》等；换下长衫深入工厂又能发表演讲，鼓动工人罢工，在北京长辛店、上海小沙渡发动过几次著名的罢工行动。

邓中夏还是一位多面手，哪里工作任务重，他就到哪里去，党需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1925年，他到广东领导省港罢工，组织动员各界把数万罢工工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另外，他还是一位“百变神人”，工作到哪里，就能融入到哪里。他是湖南人，起初由于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就下决心改变口音，在北京学北方话，在上海学上海话，到广州学粤语，能很快学会当地方言，如鱼得水、交流无碍。

话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邓中夏、罗章龙等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展工人运动。

在铁路工人史文彬等人的帮助下，长辛店工人夜校很快办起来了，并且在1921年“五一”这天，长辛店约2000名工人举行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宣布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人会。

他们的活动引起了“交通系”的注意。“交通系”是北洋时期长期盘踞在铁路系统的一个官僚政客集团，一直把铁路系统当作自家领地，凡工人就业、升迁、生活福利，均由“交通系”一手垄断。

邓中夏在长辛店组织开展工人运动，被“交通系”视为动了他们的蛋糕。于是操纵翻砂厂工头邓长荣出面，也组织一个“工会”，企图挤垮邓中夏的工会，把共产党赶出长辛店。

邓长荣背后有“交通系”撑腰，到处对工人讲：“工人才能讲劳工神圣，那伙大学生又不是工人，懂什么劳工神圣！加入他们的工会，是要被开除的。”

邓中夏得知情况后，找到史文彬、王俊等工人商量对策。王俊说：“我看干脆把邓长荣那厮狠揍一顿，让他认识认识咱们的拳头。”邓中夏认为光靠拳头解决不了问题。他提出，先在报纸上揭露邓长荣，让工人都知道他的面目，然后对他提出警告。

这时也该邓长荣倒霉，他偷厂里的铜瓦被警察抓住，“交通系”从中疏通把他给放了。邓中夏抓住机会，在《劳动周刊》上揭了他的老底：

据最近的调查，工头中最坏的是邓长荣。他对厂里的工人，简直不放在眼里，好像只有一个他！他时常拿厂里的东西卖给别人，所瞒的只是总管一人……

邓长荣看到这篇报道，气急败坏之下，把怒气发泄到了与此事无关的陶善琮身上。陶善琮是劳动补习学校的发起人之一，识得几个字，有几分文化，邓长荣认为报纸上的事是他写的，于是跑到陶善琮家门口破口大骂，陶善琮不明不白地出来，就被邓长荣打了个鼻青脸肿。

邓中夏见时机成熟，对史文彬说：“既然邓长荣不听警告，还动手打人，我们也不必客气了。”

工人听得邓中夏放话，个个摩拳擦掌。第二天下工时分，邓长荣大摇大摆走出厂门，就被工人们团团围住，拳脚雨点般落在他身上，很快邓长荣就被打趴在地上。

邓长荣的后台老板见到马仔被打，岂肯善罢甘休，一开始准备抓人，奈何工人们在邓中夏嘱咐下，把邓长荣打得实在“艺术”——揍得不轻，却没有见血也没有留下伤痕。

他们找不到证据，就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文章，攻击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书记部也以北京《晨报》为阵地进行反击。

邓长荣武的打不过工人，文的打不赢舆论战，去打官司又赢不了，自知无法获胜，只好向工人求和。不得不发表《悔过书》，声明自愿离开长辛店，“誓不再在长辛店工作，为工界罪人”。

邓长荣一走，他的“工会”自然就吹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交通系”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在长辛店站稳了脚跟。

邓中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险夷不变。1931年1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回到上海。王明一伙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李启汉的妹妹）在纱厂当工人一个月挣7块钱艰难生活。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毫无怨言，对革命矢志不移。

1932年秋，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1933年邓中夏不幸被捕，押往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在狱中，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