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嘉宾：甘肃策横律师事务所律师 阮 磊

主持人：新甘肃・甘肃法治报记者 李晓云

本期主题：当下，短视频等网络平台给大家提供了自我表达的“话筒”，但发表言论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否则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期“举案说法”通过解析一起典型案例，提醒网友：尊重他人的人格权是网络言行不可逾越的底线。

典型案例：朱某某系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农民歌手。2019年，孙某某在某网络平台注册名为“蝶某”的账号。此后3年间，孙某某通过该账号持续发布数百条涉及朱某某的视频。在这些视频中，其采用恶意拼接图片、视频片段并篡改歌曲歌词等方式，对朱某某进行人格丑化和恶意嘲讽，捏造并散布大量虚假事实。其中，有19条视频浏览量超过5000次，1条视频浏览量更是高达21万次，对朱某某的社会评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某通过发布视频形式，公然侮辱他人尊严、丑化他人形象，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侮辱罪；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鉴于孙某某已当庭认罪认罚，并提供了其于案件审理期间在某报刊登的道歉声明，遂判决孙某某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诽谤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主持人：在本案中，孙某某的行为为何同时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

阮 磊：从法律构成要件上看，侮辱罪与诽谤罪同属侵犯公民人格权的犯罪，但侧重点不同。

侮辱罪，侧重于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其行为方式的核心是“公然性”和“贬损性”，本案中，孙某某将大量视频通过“恶意拼接图片、视频片段并改写歌曲歌词”对朱某某进行“人格丑化和恶意嘲讽”，这正是不依赖事实真假，而直接以侮辱性方式损害他人尊严的典型表现。

而诽谤罪，核心在于“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其要求行为人无中生有，编造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信息，并进行传播，从而破坏他人的社会评价。关键点在于内容的“虚假性”和“捏造性”。本案中，孙某某“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直接指向了诽谤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将含有肆意谩骂等内容的视频认定为侮辱，将制造散布谣言贬损人格的视频认定为诽谤，正是基于对孙某某不法行为本质的精准把握。

主持人：面对网络上的侮辱和诽谤，受害人应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有效维权？

阮 磊：首先是固定证据。网络信息易删改，证据保全至关重要。包括通过录屏、截图、公证等方式，确保视频内容、发布账号、发布时间、浏览量、评论点赞数等关键信息被完整固定。这是所有后续法律程序的基石。其次是准确选择法律途径，并坚持刑事自诉。侮辱罪、诽谤罪在我国刑法中一般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即需要被害人主动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民事诉讼固然可以要求赔偿道歉，但刑事判决具有更强的惩戒和公示效应。最后是善用诉讼策略，追求最佳社会效果。

本案庭审中，孙某某认罪认罚并已在某报刊登道歉声明。这体现了朱某某方不仅追求刑事惩罚，也高度重视名誉恢复。法院判决也与此呼应，通过“释明、督促”被告人公开道歉，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对于受害者，在诉讼中，可以明确提出要求被告人在相应范围（如国家级媒体、原侵权平台首页）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求，这比单纯的经济赔偿更能抚慰精神创伤。

主持人：本案判决警示平台在预防和处置此类行为方面，需承担怎样的责任？

阮 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平台作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提供者，负有以下责任：第一，完善预防机制。通过关键词过滤、图像识别、模型审核等技术手段，结合人工审核，对明显涉嫌侮辱、诽谤的内容进行事前警示或拦截。第二，畅通投诉渠道并快速响应。当权利人如朱某某依法举报时，平台应建立高效的“通知-删除”机制，及时对涉嫌侵权的内容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防止损害扩大。第三，履行报告与协助义务。对于明显涉嫌犯罪（如本案中浏览量巨大、情节严重）的线索，平台不应止步于内部处理，还应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第四，加强用户法治教育。在用户协议、社区公约中明确禁止侮辱诽谤行为，并通过案例公示、弹窗提示等方式，持续进行普法宣传。

本案中，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持续三年之久，发布视频多达数百条，说明平台的内容审核与处置机制存在一定的滞后或漏洞。对于网络平台而言，判决赋予了其更为积极和审慎的管理责任，这说明平台不能仅仅作为被动的技术提供者，而必须是主动的秩序维护者，这样才能让“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从口号变为现实，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