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旭斌
小时候，我常问姐姐：“最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姐姐指着山外边的远山和那条大路，说：“就在那望不见尽头的天边。”
昏暗而深沉的夜晚，窗外下着雨，祖母说：“把灯吹了睡吧，别学了，这样下去，煤油撑不到月底。”我写完生字，一遍遍背诵新学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恨不得不睡觉，也想看完这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语文课本。
有一天交作业走过老师的窗前，她批改作业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用废玻璃药瓶制作的煤油灯。油灯瓶比我家的大很多，估计能灌装两斤煤油。我久久地偷窥着这宝瓶般的油灯，心想自己何时能有这么一盏大油灯，能够拨亮油捻无节制地点亮，能够尽情地发光，该有多美多过瘾。
而这样的奢侈根本不可能。那年月我们全家只有两盏煤油灯，一盏是墨水瓶改制的，专属我们兄弟俩，储油量小，捻子细，不耐用，主要用作晚上夜习功课；另一盏放在母亲的箱盖上，是一个装过四环素的焦糖色玻璃瓶制作的，里面从来都没有装满过煤油，母亲平时舍不得用，非到做一些针线活和缝缝补补时才用。母亲是把有限的煤油留给我们，尽量满足我们的学习用油。油用尽没钱买的时候，我把手电筒吊在梁上，做作业。
1989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当时沾了距离街道近的光，村庄里最早通上了电，去往北山的路上，电线杆从村庄的小庙梁延伸向大豁垭山梁。邻村的同学们跑到我家里看电灯，拽着开关的灯绳开开关关，他们对电灯的好奇与羡慕，像饥肠辘辘的孩童撞上了一场满桌肉菜的酒席，情不自禁就想据为己有。母亲忙完一天的农活，便在明晃晃的电灯下给我们做鞋缝衣，我们拉亮电灯做功课。父亲还请来木匠，为家里做了高低柜、大衣柜、写字台等家具。木匠家地多，白天要在山上务庄稼，多利用傍晚后的时间做工，干完活后，母亲为木匠准备夜宵，在电灯照亮的灶房里，我帮母亲生火，母亲炒菜，葱香醋香飘满院落。夜黑灯明，父亲拿出春节时收藏的红川特曲酒招待木匠，9瓦的电灯泡，让屋内四下里通明，也让我们家的生活从此明亮。我们家的灯总是亮到深夜，电灯照耀着新家具，闪耀着让人心生欢喜的光芒，向前来游转的乡亲们展示着勤劳换来的收获的喜悦。
但那些年的风雨和大雪总是无常，停电是家常便饭，我的小学和初中学习生活，多还是在煤油灯的摇曳里度过的，油灯照耀着田字格，映着我的脸庞。当连续停电一个时期后，突然有一天来电时，我们会喜出望外地满院喊：“电来了！电来了！”全村的小伙伴们跟着一起喊：“电来了！电来了！”拮据的日子大家用电很省，一度电四毛多钱，相当于当时买8个火烧。电价贵，我也不敢浪费，尽量在天黑前做完作业。
1993年，我上中学，给镇税务所食堂做饭的邻居家买了一台二手的黑白电视，14英寸，到晚上七点后才有节目信号。夏夜的小院里，电视放在屋檐下的凳子上，天线不够长，遇阴云重雾天气信号很差，看电视的人轮流举挑着天线的竹竿，在一片雪花呈现的模糊里，断断续续地看完《包青天》《北京人在纽约》两部电视剧，然后又在闪烁的雪花点中，意犹未尽地散场。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在千军万马中也幸运地考上中专，父亲高兴，用棚上的两篅陈粮食和一季20多口袋新麦，粜得了2600元钱，托熟人在县工业品公司买回了一台17英寸的彩电。也是那一年，镇上人和方圆七里八乡的赶集人，路过邮电局时，都会抬起头仰望那银光熠熠高耸入云的手机信号塔，我们家花1800元安装了台式电话，街上的生意人腰间别着传呼机、大哥大手机。时间像一截在漫长的黑夜里点燃的蜡烛头，经不起消耗就逝去了。
城市的夜晚，犹如霓虹闪烁的灯光长河，我们还来不及看清，离开故乡已经20多年了，乡亲们纷纷盖起了新房，屋子里，房檐上，大门口，院角落，安装着各式各样的电灯，家里摆置着功能便捷的电器，互联网wifi信号不断地跳出来，装饰着农民甜蜜的梦，点亮了农家幸福的生活。
故乡已经很洋气，快递公司、网吧、饭庄、茶楼、k歌会所、驾校、农家乐，不再隐隐约约了，霓虹耀眼，坐落在路边河畔，显露着故乡的发达与文明。对故乡人来说，远方明灯闪耀，每个人去闯荡，都有收获理想与现实的可能。
假若要我画出故乡的模样，过去是群山环抱里高高低低的山村院落，小溪流水，繁茂树林，青灰屋檐的马鞍间房屋，布满台台级级的坑坑洼洼，柴门犬吠，牛拉碌碡碾场，草帽和镰刀挂在墙上……而今天的故乡，在高高低低的土土坎坎之上，土房得画成幢幢小楼，门口大树下得停着一辆小汽车，家门的灯照着回家的路。再遥望对面的山冈和村落，沟沟畔畔里，亮着比往日更明更久的灯火，让村庄永葆青春……
这其中的走动与说话、吃饭与喝酒，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故乡之所以成为故乡的不变的理由。
我终于知道了“最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但往事已让我泪流满面。生命的旅程像一盏亮在夜里的灯，中心是明，边缘是暗，我们不论经历了什么样的流年与变迁，世事在薪火相传，星空还依然守恒，只要我们不放下寻求远方的美好憧憬，不论天边还是眼前，就永远会绽放光明。只要心愿不灭，灯就会永远被点亮，梦想就无限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