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杰

豆腐匠

豆腐匠曾是我们村子里最要面子的人，也是一位重礼仪的人。

那时我才几岁，村里有人过大寿，我便跟着我爹一起去，正好与豆腐匠坐在一起。大人们吃席都敬来敬去，一顿饭要吃半天。我吃得快，吃完了，把筷子朝桌上一放，抬腿就往门外钻，我要去玩。豆腐匠喊住我：“娃子，回来，不要跑。”“怎么啦？”我看豆腐匠一脸严肃，便悄悄地又坐回座位。豆腐匠对我说：“吃好饭，不能把筷子一扔。要这样，两根筷子并拢放在一起。大人没走，你不能走。”

听豆腐匠这么说，满桌子的人都在点头，我爹也说：“小孩子从小就得上规矩，这是礼教。懂礼教，才算成人。”看大家都这么郑重其事，我吓得立时就把筷子捡起来，横放在碗上，然后好好坐着，听他们说我听不懂的话，直到席散。

也是从这之后，我发现豆腐匠是个严肃方正之人，从来都不苟言笑。别的村子里卖豆腐的我也见过，老远就在喊：“豆腐噢——”他从来不喊，慢悠悠地骑辆28式的“永久”自行车，后座两边各挂一只大木桶。骑一会儿，把自行车的铃铛响两下，响铃声也是不急不忙的。人们一听到这铃声，就知道是豆腐匠来了。

后来，我经常到豆腐匠家里去，因为我和他的儿子是好朋友。豆腐匠对我很友好，有时还能在他们家吃上饭呢，也能亲眼看着他做豆腐。

做豆腐先是磨豆浆。一瓢一瓢地把豆子灌到磨眼里，豆腐匠和他媳妇拿根木杠子推磨，磨好后，豆腐匠松开磨子顶上皮囊的口子，让水往下滴，再用两根木棍，平平地摆成十字形，用铁环穿着，吊在屋梁上。一匹四方的厚纱布，四角绑在两根木棍的四端，做成一个兜子。豆浆就倒在这兜子里。豆腐匠操纵着两根木棍，扭来扭去，白色的豆浆先是快，后是慢，流到下面的陶缸之中。最后留在兜里的就是豆渣。缸里的豆浆，要舀到大锅里去，等豆浆烧好了，又要放到一个大缸里，由豆腐匠正式点卤。点卤是最重要的，这一锅的豆腐好不好，就看这一环了。

豆腐匠左手拿瓢，里面盛着卤水，右手拿一支长柄的木勺，一边搅着豆浆，一边滴卤水。搅动有快有慢，慢慢地，缸里的豆浆凝固了，成了豆花，并且能看到黄黄的清水了。豆腐匠和他媳妇扯着一块极大的粗纱布，平平地放在这台子上，一人一只角，抓在手上不放。豆腐匠一勺一勺把豆花舀到这纱布上，等全部舀上去后，把纱布的四角拎起来，打个结，做成一个包袱，再在上面盖一只既厚且重的木盖，木盖上面再放上石头。这时候，就听到水从那木槽里往水桶里淌的声音。要等这水完全不淌了，才算好，移开石头，打开木盖，解开包袱，里面是一块巨大的豆腐。豆腐匠拔出刀来，刀是特制的，横一刀，竖一刀，豆腐匠像在画一张棋盘，画好了，就是一块一块的豆腐。豆腐当时就可以拿出来，放在盛着清水的木桶中，第二天就可出去卖了。

那豆腐的味儿可真香啊！

广播匣子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家里唯一的娱乐工具，就是一只从老远的地方用铁丝拉线来的广播匣子，每天早、中、晚，它都是唱着响亮的《东方红》歌曲按时开播，当时家里的生产和生活规律，也都随着广播的声音而变。上地、上学，做饭、休息等，都依着广播中的节目时间进行。因此家里的广播匣子就成了听新闻、听歌曲、报时间的“多功能电子产品”。那时我还很小，每当广播响起来，总觉得那小小的“木头匣子”有点神奇，一个小木匣子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说话的人呢？有一天，我在家里没有大人的时候，便把广播匣子拆开，要看个究竟，但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么一丁点铜线和小铁片儿，我一不小心还把线给弄断了，这下可惹祸了，遭到了大人们的一顿暴揍。从此，我再也不敢碰那个神秘的小盒。

20世纪8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在家务农。白天我参加劳动，晚上则喜欢看书，闲时开始学着写稿子，把身边发生的事写出来，来回走上10多公里路，从邮局发给县广播站。不过几天便在广播里听到了我的名字和我写的新闻稿，把我高兴得简直不知说啥好，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只要有新闻就写，还收到过广播站寄来的五毛钱或者一块钱的稿费。我成了我们乡的“土记者”，乡武装部每年还把我推荐为民兵优秀通讯员，多次受到县武装部的表彰奖励。

1985年，乡政府要从回乡青年中招聘干部，因为我写稿“出名”，乡上领导让我去应考。经过考试、考察，我被招聘到了乡财政所工作，因经常下乡村工作，我的视野更加宽广，听到和遇到的新闻就更多了，我白天做好业务工作，晚上把白天记下的新闻写出来发给县广播站，广播里就会经常听到我的名字。后来我开始向一些报刊投稿，也陆续都开始见报，把手写字变成铅字，更使我高兴得不得了。说实话，我这人生变化，也是得益于从小就对广播的好奇心，听广播，写稿件。直到现在，我仍然向省、市广播电台投稿。我的身边也常有一个小小收音机伴随我，恐怕我是离不开广播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