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靖怡

2012年4月，李欧梵应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邀请，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届“胡适人文讲座”的主讲人，做了总题为“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五次演讲。这看似是一个传统题目，但李欧梵用自己的思想史方法把文本和文化史连接在一起。

本书记录了李欧梵关于东西方文学的观点与洞见，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如何接收和处理西方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现实的焦虑”。今天，我们又能从20世纪的历史中继承怎样的遗产以应对新的危机？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看法是：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受西方文学影响而产生的，但李欧梵在开篇就指出：“我的这个题目不希望局限于影响论”。他不赞同“把西方列为主位，西方文学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二流’”的观点，他对中西文学的“现代性”“现代主义”及“现代文学”等概念做了“对等”“对称”“对位”式的分析，演讲论及文学、哲学、音乐、绘画、电影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思想魅力。

李欧梵先生在第一讲“现代主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提出了“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文学）”这三个概念，并给出了基本界定：“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是西方社会工业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理性化、世俗化的观念和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直线向前、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而“现代主义”则是整个欧美文化艺术在“现代性”影响之下表现出来的东西。

中国晚清以来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探索，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历史。这段历史虽然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但根源上存在差异，因而各具特色。

中国自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里开始接受西方的现代时间观，人们发现时间不再是六十年一个甲子的轮回，理想社会也不复在“三代”以上，而在未来。于是，乌托邦想象开始了。文学想象中的乌托邦有热气球和潜水艇，有《新中国未来记》里已经实现了的立宪制度，还有现在与未来的对话。与此同时，西方小说也在想象未来，它用一种抒情式的小说结构来纪念西方的古典传统，同时用一种先锋的、震撼读者的方式，试图打破模拟现实中的线性时间观念，把时间变成碎片。作家、艺术家既要打倒传统的学院派，也要打破庸俗的中产阶级的世俗观念。中西方在各自历史文明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希望以此来寻求走出世纪末、帝制末的焦虑感的途径。

李欧梵强调，不能轻易把“左派”和“左翼”画等号，“左翼”的基本立场是国际主义，主张和平，要求介入现实，推动反战运动，促进各国互相理解，强调“在民族国家上面还有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共同理想”，罗曼·罗兰就是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潮波及中国，敬隐渔、巴金、施蛰存、戴望舒、鲁迅、蒋光慈、茅盾都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先行者。

作者特别提到“海派”作家施蛰存先生的一个观点，在施先生看来，先锋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就是一种革命行为，他和戴望舒都自认为是“左翼”作家。我们应该从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共同基础上来理解“左翼”文学，而不应把现代主义和革命理想视为两种相反的意识形态。

随着“左翼”文学继续发展，文学作品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近，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李欧梵回顾了朱光潜、李泽厚、蔡仪“三家论美”，顺着朱光潜先生对马克思《巴黎手稿》和维柯《新科学》的翻译与研究，回溯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源头，探寻维柯-萨义德所折射出来的欧洲人文系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相悖，由此揭示出一段精彩曲折的现代文学潜脉。对此，李欧梵总结说：“当这个世界变得一团糟的时候，也许朱先生对于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我们重新来认真探讨一些跟我们切身相关的美学，即便是用另一种理论。”

李欧梵先生的最后一讲，通过他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大学的学习经历，勾画了现代主义的发展情形。李欧梵当时就读于台大外文系，与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合作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一方面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另一方面也开始从事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与西方文学互动，成为现代文学的新一代传薪者。

李欧梵先生以《现代文学》第一期“卡夫卡专号”为例，解析这种中西“互动”。卡夫卡作品及相关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被王文兴、白先勇等人“发现”，“发现”了这个住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之后，《现代文学》同人将其视作“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形象代言人”，开始筛选和翻译卡夫卡作品。

通过翻译、创作和批评，《现代文学》完成了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一轮“对位”（如白先勇的《台北人》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也以学院派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的思考，将“解决焦虑”的历史任务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直到今天，这种现代性的焦虑感依旧游荡在中国文坛的上空，不断与世界文坛碰撞并产生回响，李欧梵先生对中西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解析，正是他尝试解决“现代性的焦虑感”的一种努力，仍然具有前瞻和启发意义。

（《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李欧梵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