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平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结束时讲话指出：“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留下了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播撒了薪火相传的红色火种，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回顾党的历史，甘肃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甘肃是北伐战争时期北方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的军队同时向东南和西北两个“赤化”营垒进攻。驻守甘肃、陕西的国民军也受到北洋军阀的疯狂进攻。东进北伐过程中，冯玉祥及国民军极为重视甘肃的战略地位，冯玉祥认为：北伐的第一步是解救被围在西安的国民军，在此之前，“是平定甘肃，甘肃不能平定……不能出潼关”。这就是“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方针。6月中、下旬，国民军驻甘总指挥刘郁芬下令全线反击。国民军的反击战打响后，张兆钾、孔繁锦、宋有才、黄得贵、韩有禄等部被逐步消灭，北洋军阀在甘肃的势力被全部铲除。割据称雄的回族军阀唯恐被歼，主动接受改编，使甘肃全境得到统一，为国民军出师北伐提供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早在1925年夏，应冯玉祥要求，李大钊指示中共北方区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担任政治宣传员。同年10月，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一批共产党员随国民军第二师进入甘肃，同年底，即建立中共甘肃特支。自此，中共甘肃的各级组织就成为领导甘肃大革命运动的坚强核心。中共甘肃特支遭到破坏后，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派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等共产党员到甘肃，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中共导河特支等。这一时期，甘肃党组织主要开展了帮助建立甘肃国民党组织、发展国民党党务；创办《甘肃民报》《革命青年》《妇女之声》等刊物，大力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群众团体，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等工作，为加强对甘肃北伐战争和大革命运动的领导等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一时期，甘肃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甘肃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为北伐战争提供了坚实保障。1925年国民军第二师入甘时兵力只有万人左右，经过改编后，总兵力超过4万人，其中至少有3万人是甘肃子弟。192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记载，国民军入陕之初，总兵力10万人，甘肃部队约占半数。甘肃各地青年报名参军者甚众，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使国民军联军由进入甘肃时的近万人迅速发展到数万人，而这数万人的粮秣供应基本上由甘肃人民承担。据《甘肃通志稿·财赋志》所录，1926年至1928年甘肃财政收入历年递增，军费支出也成倍增加。北伐三年，甘肃的军费支出分别是1925年的1.96倍、2.94倍和5.88倍。总之，甘肃人民对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为北伐战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 甘肃是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走向胜利的重大决策地

长征途中，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9月12日，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危急时刻和紧要关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坚持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使中央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会后，红军出奇制胜攻克天险腊子口，打通了北上的唯一通道，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阻止红军北上的阴谋。在宕昌县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了解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情况。9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哈达铺会议正式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2日在哈达铺召开的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宣布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明确了红军北上的光明方向。9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正式作出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和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使中国革命找到了一个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走向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新的伟大转折、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榜罗镇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长征途中，党中央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中央红军前进方向和落脚点问题。进入甘肃后，从俄界到腊子口，从哈达铺到榜罗镇，再从会宁到陕北，党和红军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继续北上的方向，在军事上同张国焘分裂主义做斗争掌握了主动权，在物质上得到了兵源、粮秣等有效补充，党和红军找到了栖息之所、落脚之地，解决了扎根哪里的问题，找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进入甘肃境内后，党和红军越来越主动，越走越光明。几经反复，历尽艰难，终于解决了事关党中央和红军生存的落脚点这一根本问题，这是长征得以胜利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可以说，甘肃是中国革命的“福地”，从此，党和红军、中国革命都“转危为安”。

党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于1936年5月发动西征战役。西征的胜利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她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从甘肃南梁到延安，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从落脚点到出发点的起承转合点，是革命重心从南方到北方的起承转合点，是革命形势从低潮到高潮的起承转合点。甘肃作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作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发生重大转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3 甘肃是三大主力红军实现革命力量大团结的胜利会师地

长征期间，各路红军前前后后有多次会师。其中，1935年11月2日，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会师后，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立即迎击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是革命大团结的象征，是长征胜利的标志”。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国共政治军事形势变化而部署的周密计划。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相继进入甘肃，“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首先要“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9月，为部署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中共中央提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10月2日，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攻占会宁县城，7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历时两年、长达数万里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三军大会师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进入甘肃境内后，各路红军先后也有多次会师，1936年8月底，红二、四方面军在哈达铺曾有一次会师，10月初红一方面军攻下会宁县城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县青江驿、静宁县界石铺也有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在会宁胜利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青江驿、老君坡、隆德等地也有会师，之后红一、二方面军在隆德县将台堡（时属甘肃）会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在靖远县打拉池会师，这些会师都是三军大会师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是主力部队会师、长征胜利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初步实现了红军的统一指挥，是革命力量大团结的典范，标志着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结和战略转移的完成。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合发表《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甘肃，实现了中共中央对各方面军的强有力领导，推动全党全军由分散松懈实现了集中统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内战的漩涡开始向救亡图存的民族战争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1936年11月21日，会师后的红军三大主力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发起的山城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进犯之敌，“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结束”。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促使国民党阵营内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士进一步觉醒，加剧了国民党营垒中矛盾的激化，迅速推动了国内形势朝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发展。

4 甘肃是全民族抗战时期的重要后方基地

全民族抗战时期，甘肃作为连接中苏的重要交通运输通道和国内外抗战人员及苏联援华抗战物资转运的重要枢纽，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迎送接待来往于陕甘宁边区、新疆和苏联的中共领导人以及重要干部周恩来、陈云、任弼时、李先念、王稼祥、邓颖超等人。苏联援助中国的武器、弹药、药品、军衣等军用物资，主要经过新疆运至甘肃兰州，再转向各战区。其中，1937年冬到1938年夏，苏联援华物资中，滕代远负责押送的12卡车枪械弹药、高自立负责运往陕甘宁边区的10车军火与军衣等，都是经由甘肃运往目的地。1939年6月，苏联赠送的《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等5卡车书籍，经甘肃兰州运往延安。苏联通过在兰州设立军事、外交和商务代表处及空军基地，对中国抗战事业做出援助。自1937年10月起，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陆续抵达兰州，除部分留兰参战外，其余均经兰州转飞全国各战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甘肃工委相继成立，两个组织一明一暗，在其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发展壮大，甘肃抗日救亡运动迅速迎来高潮。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抗敌》等大量宣传抗日的报刊书籍创办并出版，兰州书报社等一批经销抗战读物的进步书店应运而生，西北抗战剧团等进步文艺团体在甘演出，这些活动对启发人民爱国觉悟、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沿海大城市沦陷后，许多全国知名文化人士先后到达兰州，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兰州迅速成为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全民族抗战八年间，甘肃先后有36万余名青壮年参军参战，奔赴抗日战场，4746名陇原儿女血洒抗日疆场。国民党政府在甘肃以征购和征借名义筹集的军粮每年都有几十万石，仅在1943年至1945年三年间征集战马11801匹。这一时期，为维护战时经济大动脉的畅通，甘肃人民依靠人力、畜力修通了通向新疆、陕西、四川、宁夏的公路干线，为抗战物资的运输等创造了条件。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作为中国空军的重要战区和空军部队的训练中心，甘肃兰州设有拱星墩、东古城、西固城、中川、临洮等机场，先后驻有第8大队、第17中队、第25中队等空军作战部队。因此，甘肃也成为日军飞机空袭和轰炸的重点。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41年9月，日机空袭甘肃兰州、靖远、平凉、永昌、泾川、武威、天水、陇西、临洮等市县70多次，出动飞机1000多架次，投弹4000多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37年11月5日至1941年10月4日，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及中国地面高射炮兵部队协同作战，仅在甘肃兰州上空就击落日机47架，击伤数架。兰州空战中先后有63名中苏飞行员阵亡、殉难。

5 甘肃是影响西北解放进程的重要决战地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和先钳“马”打“胡”、后钳“胡”打“马”的战略方针，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7月10日发起扶眉战役，迫使国民党胡宗南集团退往汉中，进而孤立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扶眉战役后，第一野战军30万大军进军甘肃，拉开解放甘肃全境的战幕。之后经过20多天的甘肃陇东追击战，迫使马步芳、马鸿逵分别向陇中、宁夏撤退，为第一野战军进军兰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8月4日，彭德怀发布进军兰州的命令。25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先后占领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窦家山、古城岭、马家山等军事要地，于26日先后控制黄河铁桥，占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兰州战役取得胜利。兰州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一次决战。兰州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在西北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军事支柱马步芳集团，导致其此后在西北地区再无力发动战斗，为第一野战军进军和解放西北铺平了道路。

兰州战役结束后，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将士对残敌展开战略追击的同时，组织实施了强大的和平政治攻势，通过各种渠道，与陇南、河西、宁夏和新疆驻军部分将领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和主张，敦促其认清形势、停止观望，以实际行动配合解放大军挺进西北，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伟业。随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先后解放青海、宁夏，并发动河西战役。

9月24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带领甘肃酒泉地区国民党部队3.8万余人通电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整编。河西走廊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向新疆逃窜的企图化为泡影，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后方基地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得到人民群众粮秣被服等物资支援，为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提供了物力支持；玉门油矿得以安全接收，有力保障了人民解放军进疆的能源需要，成为解放军进疆的远征加油站。10月12日，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与新疆军区正式成立。新疆和平解放，标志着大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这一历史进程的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近半年，这其中固然有其他各方面的诸多原因，但兰州战役的胜利实施无疑对加快这一历史进程起到了主要的促进作用。

甘肃是一片革命的热土，是红色资源大省。以新的历史视角，重新审视甘肃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我们进一步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