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日报
2021年08月20日
第12版:艺术

【艺术杂谈】

中国画的墨色

雷国强

“墨分五色”理论的最早提出是唐代的张彦远,他在《历代名画记》中首次谈到“墨”,“运墨而五色具”。他说的“五色”亦即青、赤、黄、白、黑之色彩。张彦远认为,运墨可以产生丰富的色彩变化,运用墨之黑白变化,自有缤纷的色彩在绘画中出现,用墨即用色,其主要目的是表现物象的形象特征,即色彩和阴阳明暗等。张彦远首先将用墨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从而为中国画用“墨”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开中国文人画“水墨为上”之滥觞。

王维创破墨山水,开中国画水墨之先。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无论诗文、书法、绘画开气势雄浑之新风。到了中唐,王维创水墨淡彩之破墨山水。我国山水画,由此而分宗,形成了李思训青绿为主的北宗和王维破墨为主的南宗两种画风。王维所创的破墨山水为当时文人士大夫所重,再经卢鸿、郑虔、王洽这些高人逸士的推波助澜,形成了崇尚水墨的新画风。

中国绘画墨的运用从张彦远提出“运墨而五色具”,并经王维“破墨”法的创造和发展,从理论到技法为中国绘画用墨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完善及文人画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人画肇始于唐,形成于宋元。文人士大夫把绘画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大大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和兴盛。由于文人画注重笔墨,并通过大量的实践和总结从而促进了绘画用墨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完善。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重视文化修养的同时,还注重绘画、书法同修,注重寄兴抒情,表现主观情趣,力戒拘泥于形似,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倡天真清新之风,奠定了文人画之基础。

至元代,文人画之画风渐盛而愈炽。凡文人学士,思想益趋解放,笔墨简逸,无论山水、人物、草虫、鸟兽,不重形似,纯于笔墨上求神趣,如倪云林“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者也”。这种以书法入画,以意写之,不求形似,力追笔墨神韵的文人画主张为元代用墨理论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最著者当推黄公望。他在其《山水诀》中对焦墨、浓墨、淡墨、积墨、破墨的用法作了较为完备的总结:“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又云:“皴法要渗软,下有沙地,用淡墨扫,屈曲为之,再用淡墨破。”对水破墨,色破墨,色笔调墨,墨笔调色等技法也作了说明。尤其对水墨的运用作了充分的论述,使文人画“墨”的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明代写意花鸟的勃兴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把写意花鸟画推向新阶段——水墨大写,从根本上完成这一变革的画家是徐渭。他以狂草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淋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形象中,着眼于气韵的体现,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能够强烈抒写内心情感的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充分发挥水墨的表现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文人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

清代华琳《南宗抉秘》云:“墨有五色,黑浓湿干淡,五者缺一不可,五者备则纸上光怪陆离,斑斓夺目。较之著色画,尤为奇恣。得此五墨之法,画之能事尽矣。”华琳将“墨分五色”已具体到“黑、浓、湿、干、淡”,这里的“黑”后来把它发展成为“焦墨”。“墨分五色”说至此已基本定型,这种说法一直延至当代。

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涛,以主客观结合,“尚意”法则的新手法丰富了自然美的表现和意境的创造,发展了用墨技法。“借笔墨而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墨非蒙养不灵”,笔墨“自有我在”,“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他的这些主张将用墨提高到人生修为的最高境界来论述,对后来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黄宾虹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画家。他在大量学习古人,总结古人用墨的成功经验后,将古人的“墨分五色”说,即焦、浓、淡、湿、干五墨,发展成为七墨说,即:浓、淡、破、泼、积、焦、宿。七墨中,破、泼、积之墨法古人早已用之,并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惟宿墨在古人那里是很少用的。黄宾虹特别善用宿墨,尤喜和渴笔枯墨、焦墨混用,皴、擦、点、染层层积墨,使画面墨气淋漓,烟云飘渺间透出一种凝重苍茫之气。这一雄浑苍莽、大气磅礴的画风,使中国山水画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潘天寿是20世纪中国画坛文人画用墨理论的集大成者。概括潘天寿用墨的特点,可用一个“韵”字来代表,他说:“画事以笔取气,以墨取韵。”“画事以得墨之神情为难”。何为墨“韵”、墨之“神情”,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变化”二字。墨含水分的多寡产生浓淡干湿的变化,这种变化形成趣味。用墨往往是焦墨易枯,枯而乏味;淡墨易薄,薄而平淡。如果用墨能达到焦墨枯而能润,淡墨不平而厚,那就有韵致。用他自己的话说:“用墨难于枯焦、润湿之变,须枯焦而能华滋,润湿而不漫漶。”又说:“墨须能得淡中之浓,浓中之淡,即不薄矣,其关键每在用水用纸之间。”关于破墨他在前人浓破淡、干破湿的基础上,发展了淡破浓,湿破干,水破淡之法。在论及泼墨、破墨、积墨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说:“破墨须在模糊中求清醒,清醒中求模糊。积墨须在杂乱中求清楚,清楚中求杂乱。泼墨须在平中求不平,不平中求大平,然尚需注意泼墨、破墨、积墨三者能联合应用,神而明之,则变化万端,骈臻百彩矣。”

潘天寿通过自己的实践发展了前人的理论,完善了中国绘画的墨法理论,使中国绘画的墨法理论具体化、体系化,对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绘画“墨分五色”理论使我国绘画用墨理论不断完善,形成体系,并以博大精深之势将影响中国绘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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