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鹏

当我们决定用纪录片的方式去描述天津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甘肃的工作时，我们发现要表达的内容和观点是如此盘根错节、纷繁复杂，这让摄制组一时陷入创作的困顿。

怀着忐忑和期待，我们出发了。60天的拍摄，一万多公里的行程。摄制组走遍了天津市对口帮扶的甘肃省几十个县区以及天津市的各对口帮扶区。

当我们披星戴月，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去丈量山川大地时，当我们每天的拍摄都被感动包裹时，当我们亲眼见证了贫困县、贫困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时，我们渐渐发现，所有重大的历史时刻都会映射在一座丰收的大棚、一只新生的羔羊、一株雨水中的树苗，以及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笑脸上。

我们终于找见了表达的通道，我们把之前所有想表达的一切，都融化在了12个精挑细选的鲜活故事中，最终组成了一部75分钟的3集纪录片——《明月何曾是两乡》。

故事中有大也有小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涉及脱贫攻坚的方方面面。如何找到一条串联纪录片的主线？在天津市援甘前方指挥部的指导下，我们最终确定从资金扶贫、产业扶贫、人才扶贫、劳务扶贫、结对扶贫这5个方面出发去选择故事。在选择过程，又特别兼顾到天津市一些具有独创性的经验和做法。榆中县高原夏菜的项目，既是资金扶贫，同时又兼具了天津市消费扶贫的特征；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大夫刘俊锋的故事，既是人才扶贫的代表，又是天津市以“院包科”进行医疗扶贫的独特体现……这样在不同的个体故事中找到内在主线的方法，增强了全片的整体性。同时也在共性之中，提炼出了独特的“津陇模式”“天津经验”。

故事中有你也有他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主题下，纪录片需要兼顾他者“帮扶”与自我“努力”的角色厘清。在天津市对口帮扶的甘肃所有县区，每个地方都有来自天津的挂职干部。他们克服了水土不服、语言障碍、高原反应、亲人分离等诸多困难，和地方干部、贫困户一道，奋进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创作伊始，在和天津援甘前方指挥部充分沟通下，确定了以“对方视角”为主的基本思路。在12个故事中，除了2位援甘技术干部的故事外，天津援甘的种种成绩，均是通过“受援方”的故事来讲述完成。这样的方式既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又避免了“自我表扬”的嫌疑。已经把天津当成第二故乡的平凉市青年林军伟、当了一辈子农民又在家门口进工厂当工人的李明山、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变身养羊场场长的张孝贤……他们生活的改变、朴素的叙述，让天津帮扶的力度和效果立体而生动地体现在屏幕上。

故事中有泪也有笑

帮扶的成绩可以用数字来述说，但数字背后沉浸的是津陇两地在帮扶过程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在天津为女儿治病的秦安县村民康亚丽，谈到因病致贫时数度落泪，在得知天津市全免费为她女儿治病并看到女儿进步时又喜极而泣；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教师杨静在即将离开靖远师范附小时，老师和学生们哭着表达对她的不舍，泪流满面的杨静说，我参与了，而且我也收获了，我感觉非常幸福。这样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不断地出现在镜头前，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观众。

故事中有点也有面

我们尝试用“小故事”反映“大时代”，但并不等同于我们排斥宏大叙事。我们在片中不断地探索如何巧妙地将宏大叙事，自然地融入故事当中。华池县的刘世强因为天津市援建的生态林项目，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变为年收入两万元的护林员时，我们看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黄土高原的生动实践；从次哇村灾后重建的感人历程中，我们看到了津陇两地患难与共的真情。与此同时，在每2个（或者3个）同类故事以串联的方式讲完后，我们加入了必要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使东西部扶贫协作所具备的时代性得以凸显。

纪录片是一个时代的档案。在这个档案中，不仅要有时代大潮的轰鸣，更应该有万千普通人的命运起伏。这是我们创作和拍摄《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思路，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纪实类纪录片的创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