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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播试点位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太子山，这里海拔3000多米。

训练，训练，再训练……每次进山，紊乱的气流都会引起强烈颠簸，宋占清和战友们模拟山体走势，几乎贴着地表不停上升、下降，一次次抵近高度的边界值。

同时，要兼顾风向、风速、各类不同种子重量等因素，不断调整飞行速度、飞播器开口夹角。

“这样的超低空飞行危险性很高。”宋占清说，高海拔会导致飞机马力减小，飞播时又满载着种子、油料，再加装一个二三百公斤的飞播器，不亲身经历，其难度难以想象。

1982年5月2日，临夏太子山，天气晴朗。

简陋的土机场上热热闹闹地围着好多人，除飞行员、地勤官兵、林业人员外，还来了不少群众。

十几天前，刚刚完成改装的两架运-5飞机，在无数期待、好奇、质疑目光交织的“网”中，满载树种，昂首待发……

时任团副参谋长薄文玉，带领宋占清率先驾机，飞往播区，那道交织的“网”，也紧紧追随着天空那道绿色的身影——运-5飞机。

地面上，地勤官兵和林业人员组成的信号队员，或舞动红旗，或用镜子反光，为飞行员“定位”，标识播带的准确位置。

近了，近了，更近了……当飞机下降高度离地60米时，飞播器缓缓打开，机腹下一条淡黄色的“彩带”，摇曳落地。

5月7日，临夏下了一场大雪，“雪大得都把树压断了。”和首飞日5月2日一样，这一日宋占清记得格外牢，“老天似乎也格外眷顾我们。”

果不其然，飞播的种子经雪水浸泡，半个月后就陆陆续续发芽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特别高兴。”时至今日，宋占清依然抑制不住地激动。

飞播，行不行？质量，好不好？一切的问题都随着一棵棵破土而出的嫩苗，有了答案。

二

太子山飞播，首战告捷，其意义太重大了。

太子山，历来是森林繁茂、景色宜人之地。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令太子扶苏带领十万精兵，镇守西北边关，大本营就在这一带。

然而近代以来，过垦过牧、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林木渐稀，当地人再不能靠山吃山，生活渐渐没了着落；对绿色的渴望，就像代代相传的基因，浸透在骨子里、渗透进血脉里。

干渴的神州大地，随着太子山告捷，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唤声。

黔南，率先闻声而来。

太子山飞播成功的喜讯刚一传出，贵州省林业局的同志便找到部队，一口气订下了60万亩飞播计划，不久又追加了20万亩。

1983年3月，带着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带着播区百姓的殷殷期盼，薄文玉带队远征黔南。

整整80万亩！一下子担负这么重的任务，身为指挥员，薄文玉压力很大：飞播经验本就不多，而且黔南地区的地形、气候又复杂陌生。

可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期待，又岂能辜负。薄文玉带领大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充分考虑野外土跑道尘土大、小石子多，飞机起降震动大容易造成发动机损坏、管路堵塞、机件断裂和轮胎爆破等诸多意外特情，备份多套方案；

在“天无三日晴”的黔南山区，走进山寨，虚心向老乡请教气候变化规律，把老乡们祖祖辈辈总结的“看天吃饭”的本事，牢牢记在心里；

兼顾飞行气象条件和飞播最佳“窗口期”，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哪个播区能飞就专攻哪个，都能飞就兵分多路，决不浪费时间，决不错失战机……

天道酬勤。25天，他们抓准了18个飞播日。

栗木大河播区地形复杂，常规方式无法飞播，飞行员就驾机从山沟里钻进去，飞马蹄形航线，确保不漏掉任何一条播带。

看着飞机如激流中的小舟一般在峰谷间颠簸起伏，有时还一架在上、一架在下，老乡们赞叹：“空军的飞行员技术就是高，能在天上玩杂技！”

哪里知道，薄文玉他们每次飞行，都捏着一把汗。为确保安全，始终严把“两关”：一是放飞关，对天气没有把握不放飞；二是质量关，坚决不带故障起飞。

80万亩的飞播任务全部完成，不仅比原计划提前了20天，还为当地林业部门节约经费数万元。

那一年，飞播官兵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全国人民看到：空中，运-5飞机缓缓下降，在离地面约五六十米时稳健拉平，机腹下飘散出一条淡黄色的“丝带”，种子精准地落在播带上……

那一年，这个大队先后在贵州、甘肃、陕西、宁夏和内蒙古5省（区）17个县（旗）的25个播区，飞播造林种草，共飞行498架次，播撒种子282吨，总面积达113.6万亩。

三

绿了大地，暖了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赋予了这个大队飞播任务新的时代内涵，大家更加坚定了“定让沙漠变绿洲、不播成林不收兵”的决心。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20多项全国全军荣誉、88面锦旗，无言地诉说着这个大队的光辉历程。

这些成绩和荣誉，来之不易。是他们39年来代代接力，用青春换来的，用奋斗拼来的。

“飞播真苦！”回想起来，72岁的周易新依然心有戚戚。1982年至1988年，他连续7年在甘肃、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执行飞播任务。

飞播区的条件，无一例外的苦：喝的是水窝窝里的积水，吃的是“馒头夹沙”，无处不透风的帐篷，一觉起来，满脸满头都是沙。

飞播时，常常是“五个一”：一条又窄又短的土跑道，一张仅能放下电台的小桌子，一部指挥用的老式电台，一把简易的长条椅，一名顶着烈日的指挥员。

谁也想不到，听起来高大上的“飞播”，条件如此苦，“阵仗”如此小。

“可没人叫苦。”虽已古稀之年，周易新的话还是那么斩钉截铁，大家都有着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是任务，必须完成。”

“飞播真累！”周易新告诉记者，苦和累完全不是一回事。

飞播时一般有起飞指挥和飞播指挥两名指挥。那时候，一面红旗、一面镜子，就是“指挥棒”。飞播指挥常常要早早起来，手脚并用爬三四个小时的山，抵达播区最高点；常常是，爬上去，一身汗；到山顶，又透心凉……

为了抢时间、赶进度，飞行员更是从早飞到晚。运-5飞机没有自动驾驶仪，播区又地形复杂、气流变幻莫测，他们的双手始终紧握驾驶盘，不断在山谷间作盘旋、上升、下降的动作，十几天下来，双手血疱连连。

飞行时，绷着弦，似乎忘了疼；可一落地，就钻心地疼，连筷子都拿不稳。

“再苦再累，都是为人民服务，没人退缩。”74岁的周富定回忆起30多年前的飞播岁月，满满的自豪。当时，在上海的爱人总是不解，怪他“那么苦，还不早点回来”，“她哪里知道我的骄傲。”

离地50米，是飞播效果最好的距离。

“训练时，最低到5米，几乎贴地飞行。”周富定清晰地记得，为了让种子发芽，他们是怎样不断挑战极限的。

起飞的跑道，常常是在飞播区，因地制宜，临时修建的：长不过500米，宽不过二三十米，平整些都是奢望。

为了能在这样的跑道上起降，周富定和战友们将起飞距离一再压缩：500米、400米……直到200多米。

“适应了最差的，就能应对最难的。”周富定明白，近乎挑剔和苛刻的训练，有多必要。

可这些还不够。飞播时，还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

飞播前，地面工作人员将播区分成“田字格”，在两头和中间9个位置，铺上9块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白布，检验落种是否“达标”。

飞行的难度，只有经历过，才真正懂得。

可，再苦、再累、再难，也挡不住这支队伍驾机为犁、云霄耕耘的脚步。

因为，他们听得见大地和人民的声声呼唤；所以，他们用真情、用青春，大声回应。

那回声，如同飞机的马达轰鸣声，响彻大地，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