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左玉丽 杜雪琴

或许，每个人到这世间来，都是带着某种使命的吧。

关联说，他的使命就是复原紫泥封、传承武都紫泥文化，让家乡的这一珍贵文化遗产，不被岁月的尘埃所湮没。

提起紫泥封，知之者寥寥。然而，她在世界邮政史、保密史，中国古代官制史、文字史、书法篆刻史上，有着特殊而显赫的地位。

从1982年初知晓紫泥封开始，关联孑然独行在研究、寻找和探索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的路上。这一走，就是近40年。

2019年12月，关联的不懈努力有了结果：武都紫泥入选陇南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关联成为武都紫泥的传承人。

一

关联结缘紫泥封，实属偶然。

1982年，36岁的关联被派到北京学习。一天，在图书馆翻阅《人民画报》时，一篇介绍“泥封”的文章吸引了他的目光。文章中提到，汉代皇帝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目前仅有一枚紫泥封存世，上钤“皇帝信玺”。这枚西汉时期的紫泥封并不在国内，而是收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

此前，关联并不知道“泥封”为何物，身为土生土长的武都人，他也从未听说过“武都紫泥”这一物产。皇帝玺印要钤在武都紫泥上，这令关联十分震惊，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被遗忘的武都紫泥以及紫泥文化重焕光彩。

然而，要实现这一理想谈何容易！

《阶州备志》卷六说得明白：“在州东六十里，旧属福津县地出紫泥，汉封玺书用此。有紫泥集。今紫泥亡集亦失传。”

关联并不气馁。

他利用机会到各地图书馆查阅史料，多次赴北京、上海、浙江请教封泥研究专家，到相关地档案馆查阅地方史和档案，寻找一切可供研究借鉴的资料，不放过一丝与紫泥有关的线索。

他在书中看到四川已故著名印家曾右石先生在“荒谬绝伦”巨印边款中有这样一段话：“壬午五月，余甫弱冠，晤徐悲鸿大师於镜斋先生‘紫泥山馆’，为余拟刻‘荒谬绝伦’一印。”就因为这句话，他两次专程到四川寻找著名书画篆刻家镜斋先生徐文镜的“紫泥山馆”旧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关联的孜孜以求下，他的研究小有成果。1996年，他撰写的《篆刻艺术与武都紫泥》一文先后在《书法报》《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日报》《陇南报》《开拓》《万象》等报刊刊载，使武都紫泥第一次走入大众视野。

二

关联本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吹拉弹唱样样能行。为了紫泥封，他放下了心爱的手风琴，拿起刻刀学习篆刻。

这是因为，紫泥封本是皇帝的玉玺留在封泥上的印痕，要了解紫泥封，必须从印章和封泥入手。

印章在中国的历史十分久远，至少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在岁月的淘洗中，它已经成了一个鲜明的中国记号，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会徽，就采用了印章的元素。

印章最初的名称是“玺”，有关印章起源的记载，将它归于神灵的赐予，富有神话色彩。

汉代《春秋运斗枢》说：“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的描绘更为具体：“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显然，印章最早是权力的象征。

私有制出现后，为证明物归谁主，便在器物上戳压记号，其作用是用来证明加盖印章的东西为自己所有。

《后汉书·祭祀志》中这样描述：“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是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

到了西周，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印玺跻身符节行列，成为通商的凭证。《周礼·地官·司市》条下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之句；《掌节》条下有“货贿用玺节”的话。有的商品生产者，在制作的陶、砖、瓦、鼎、玺等器物上，盖上有自己的姓名或者徽记的印章，便于识别，可以防伪，也可以算是品牌标识。这样的做法延续至今，比如在瓷器底部，经常可以看到盖有制作者姓名的印章。

这一时期的印玺，起的是凭信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印章登上了政治舞台。统治阶级的官员，人手一印，以此为政治上的凭信，统治的法物。各种不同官阶，授以不同大小质地的官印，代表其身份与权力，略同今日之委任状。至官升迁，或去世，亦需解收印绶。苏秦就是佩戴着六国相印游说诸国的。

秦以前，无论官印、私印都称“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集权统治，对印章的使用有了严格的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印章称“玺”，以玉制作，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臣民使用的印章称“印”，可以用金、银、铜等材料制作。汉代还有军印，这种印往往是在行军中因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刻成，所以又称“急就章”。

据记载，最早的皇帝玺印始于秦王嬴政，共制有六方白玉璃虎钮御玺，即“乘舆六玺”，包括皇帝三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与天子三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的用途都不同，由符节令丞掌管。

此外，秦始皇还命丞相李斯另制一“传国玉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物。

汉代基本沿袭秦制，《汉官旧仪》中记载了皇帝六玺的用法：皇帝行玺——凡封命（诸侯王及官员）用之；皇帝之玺——凡赐诸侯王书用之；皇帝信玺——凡发兵用之；天子行玺——征召大臣用之；天子之玺——策拜外国事务用之；天子信玺——事天地鬼神。

随着时间的流逝，皇帝六玺早已不见了影踪，唯有那枚“皇帝信玺”紫泥封，成为汉代皇帝六玺存在过的唯一见证。

2019年，关联托人买了六方老挝田黄，仿“皇帝信玺”刻制了“皇帝六玺”。

此时，关联已是武都知名的篆刻家。他从开始学习篆刻的那一天起，坚持每天至少刻一枚石章，日积月累，至今刻印上万方。这也为他后来复原紫泥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代的印章都是盖在封泥上的。

封泥，也叫泥封，顾名思义，就是古人封缄文书、信件时，用来封口的泥团。封好后在泥团的表面盖上印章，使人不得随意拆开，以免失密。因此，封泥相当于现在的邮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文件保密手段。除封文外，封物、封门也常用此法。

封泥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魏晋之前，公文、书籍、律令等大都写在简牍上。“古者无纸，有事书之于简，谓之简书。”写好后，把简放在一块“凹”型的木板上，这块木板叫“函”；然后将一块同“函”的内径尺寸一样大小的木板，盖在“简”上，这块木板称为“检”。“检”同今天的信封类似，在检上书写收件人姓名、地址，称为“署”。函与检一起用绳子捆绑并打结，称为“缄”。为了防止私拆，检上除刻有捆绳的深沟外，并凿有一方孔，将绳子打结处塞在方孔内，用软泥填在孔内绳结上，用玺印钤之，待软泥干燥硬化，即为封泥。

近代金石家孔云白和邓散木有这样的论述：“发现之封泥，犹能窥其遗制。盖古之简牍上必施检，然后约之以绳，填之以泥，按之以印。”

封泥既是凭信，也是回执。收件人收到公文或书信，确认封泥完好，才取下封泥，启封文件。有的时候，寄件人需要回执，送信人则会将取下的封泥再送还寄件人，封泥的使命才算完成。

封泥是古代信函文书封缄的实物遗存，保存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信息，保留了大量秦汉官印的钤痕，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信息，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也给后世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官制史、历史地理、各朝代疆域范围及政区沿革、文字发展史、印学史等诸多学术领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是对中国历史的佐证与补充，被专家称为是可以弥补《史记》《汉书》阙漏的珍贵文献。

清末学者、金石研究专家罗振玉这样评价：“（封泥）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王国维曾说：“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夥（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

封泥，也是古人用泥土铸就的一部美学史诗。

封泥不是印章，却与印章本身有着同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由于印章本身绝大多数没有留传下来，封泥上的印文，就是后世摹习与考证的直接资料，其外部形状和篆刻形式，到现在还在沿用。它以文字书法的原真性和篆刻艺术的原真性的双重身份，见证了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明清以后的篆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封泥的印痕并非有意的艺术创作，是在钤印时无意形成，因而形态各异、姿态万千，给人一种古拙质朴、自然率真的美感。玺印在泥上钤盖过程中，由于软泥入槽多少不等，钤按力度大小不等，使形成后的封泥块或呈方形、或呈不规则的圆形；加之年代久远，自然剥蚀脱落致使封泥的边缘残缺破损，极富变化，很有意趣。

封泥上的字体多用篆书，这些秀丽挺拔的小篆，成为建构篆刻艺术的重要“资料库”，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齐白石高度评价封泥“全在不蠢，胆敢独创，故能超出千古……”清末篆刻大师吴昌硕印作中，那种高古雄浑、大气磅礴的风貌，无不留有封泥的气质和古韵。他在《聋缶》一印的边款中曰：“力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又说：“方劲处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

封泥一般都是就地取泥，但玉玺，权力之象征，搭配它的，也该至高无上，无可匹敌。汉代皇帝用的就是特供的泥——武都紫泥。据蔡邕《独断》谓：“‘皇帝六玺、玉螭虎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东汉学者卫宏《旧汉仪》中有“皇帝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的记载。《西京杂记》中说，汉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绿绨其上。当代封泥研究专家孙慰祖教授在其《封泥发现与研究》一书中指出：“汉代封泥高下有别，武都紫泥为皇帝专用。”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的两汉（包括西东汉间王莾篡位新政十几年），武都紫泥为皇帝封玺专用贡泥。

汉代以后许多重量级诗人和文人都有歌颂紫泥封的诗文传世，大诗人李白、白居易更是多次提及。如李白《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凤凰丹禁里，衔出紫泥书”、《玉壶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口号赠征君鸿》“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送别得书字》“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白居易《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恩随紫泥降，名向白麻披”、《和钱员外禁中夙兴见示》“坐卷朱里幙，看封紫泥书”、《草词毕》“罢草紫泥诏，起吟红药诗”、《戊申岁暮咏怀三首》“紫泥丹笔皆经手，赤绂金章尽到身”等，由此可见紫泥封的影响之大和地位之尊。

隋唐以后，纸张替代了简牍，印色取代了软泥，泥封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为了宣传紫泥文化，关联制作了三百多方秦汉泥封，专门用作展示、展览，让人们通过这些直观的实物，认识和了解泥封，进而认识和了解紫泥封和紫泥文化，认识和了解家乡独特的文化和历史。

四

然而，紫泥具体产地在武都何处？

多年来，关联苦寻无果。

《阶州志》说：“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赤而粘。贡之封玺，故诏浩有紫泥之美。”具体地点“在州东南六十里，本汉羌道也，后魏置武都郡，西魏置覆津县，唐为福津县。”古福津县址在今武都区三河乡、桔柑乡之间。紫水即福津河，也在三河乡。

关联从福津河取泥，制成泥封，泥块晾干后，变成了青色，与“其色紫赤”大相径庭。显然，紫泥封的用泥，并非河泥。

三河镇境内有山曰紫泥山，海拔2000余米，山顶有一道观，观门匾额紫底金字，上书“紫泥山”三个大字。关联曾八上紫泥山，从山上各处取土和泥。然而，泥干后，泥块要么开裂，要么变形，都不是他要找的紫泥。

虽然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紫泥的取土地点，但关联笃信紫泥的开采地一定就在附近。

他挨个村庄勘察，遍访有文化的老人，搜集民间传说。

2019年初，终于有人告诉他，相传当年皇宫开采武都紫泥的紫泥洞在广严院。

关联立即前往位于三河镇紫泥山半山的广严院。

广严院俗名柏林寺，始建于北宋，因水毁，于南宋重建，是目前甘肃省保护最完好的宋代木结构建筑。院内立有北宋元年丰年立《敕赐广严之院》石碑：“敕宜赐广严院为额牒至准 嘉祐七年十一月”。这说明，广严院是朝廷赐予名额准予修建的寺院。

在广严院，关联一眼就看到，在大雄宝殿右侧木门，镌刻着一副对联：“紫泥清风吹开云雾千年晓，玉瓶法雨洒动乾坤万户春。”

听了关联的来意，广严院的住持说，他要找的紫泥洞应该就在大雄宝殿大佛底下。住持让关联进殿观看，大殿内壁泥色红中泛紫，壁泥用土正是就地取材的。《阶州直隶州续志》有如下记录：“广严院……殿壁用紫泥粉，色如紫朱……”

关联由此推断，广严院大殿佛像下面就是武都紫泥的开采地。因为武都紫泥为皇帝专用，普通人是不能使用的。虽然纸张发明后，泥封早已不用，但为了防止百姓取土，宋仁宗嘉祐年间特意在紫泥山麓紫泥洞址敕建这一寺院，既体现皇权神威，又保证了紫泥不再被人开采使用。

皇帝为什么会派人千里迢迢从武都来取泥？关联认为，一个原因是武都紫泥的土色发紫，有祥瑞之意；二是武都紫泥黏性强，光泽度好，干燥后牢固不易开裂。还有一种说法，紫泥山也叫回龙山，山形似卧龙，山顶的形状恰似龙回头。古人迷信，尤信风水，故在此取土为皇帝封玺专用。

关联从广严院取土和泥，制成泥封。泥干后，呈赭红色，不开不裂，光滑圆润。

于是，关联开始着手准备复制紫泥封。

他按出土文物资料，找能工巧匠定制了函和检，捆扎好后，在检上的方孔中放入和好的紫泥团，钤按上之前刻制好的皇帝六玺，复制出了汉代“皇帝六玺”紫泥封。

随着关联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以及紫泥封的复制，关注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武都紫泥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陇南首个主题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古今里”专门规划了一个紫泥文化广场，用来展示和宣传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关联也收了两个艺术学院毕业的徒弟……武都紫泥文化再一次被唤醒。

关联说，古代封泥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找到了当年汉代开采地之紫泥，也无实用价值。其实，寻找紫泥，寻找的是紫泥文化，寻找的是文化自信，唤起的则是更多人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