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章
我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但却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比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
在张掖市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里珍藏有众多“符牌”，它们形制各异，有汉代调兵遣将之兵符，唐代官员显示身份地位之随身佩符、羽林禁军验证身份之龟符，亦有西南少数民族官员使用的符牌和西夏时期外交遣使、传递信息所用符牌，其代表的历史特点明显，蕴含的历史信息完整，为研究汉代、唐代、元代和西夏时期的政治特点、典章制度、军事体制及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追溯符牌的历史，它曾是我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任命官员、赏赐功臣、通行关隘、表明身份以及用于各种军政、经贸、传驿、查验等事务的一种凭证信物。用金、铜、玉、角、竹、木、铅等各种不同原料制成，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符以验真假。符牌在不同时期其名称和形制及作用亦不尽相同，经过历代相袭沿用，规制完善，符牌制度也成为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典章制度。
符牌起源于我国古代夏商时期玉制礼器“牙璋”，后经过衍生发展，又称“符节”“符牌”“牌符”等。春秋战国时期，牙璋逐步发展成为兵符而使用。《周礼·春官·典瑞》云：“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辩证》云：“牙璋，判合之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中，即虎符之法也。”
关于“符”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五帝》：“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符制起于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介绍了其功能为信物凭证，可见符牌即信牌之意，其功能为信物凭证。
秦汉时期，符牌主要用于军事行动，即为调兵之“虎符”；隋唐时期，符牌形制几经变化，出现鱼符、兔符和龟符；宋元以后，符牌制度日趋完备，不仅用作调兵遣将，而且将其作为严格、系统的识别标志，融入古代政权的管理体系之中。符牌经过逐步发展演变，其形制、功用可谓多种多样，以符牌的不同属性划分有不同的种类，如按符牌的材质划分有金牌、银牌、玉牌、铜牌等；按符牌的形制分有虎符、鱼符、龟符等；按符牌的形状划分有长形牌、圆牌、方牌等；按符牌的使用领域划分有象征职位级别的腰牌、节制兵马的兵符、守卫皇城安全的门符、用于信息传递的信牌、用于交通管理的驿符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符牌的使用逐渐由单纯的军事政治领域扩大到其他如邮传驿递、经济贸易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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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铜虎符
通长9.5厘米。铜铸，两半相同合在一起，呈卧虎式，虎头平视，尾上翘，合符内侧有三个卯榫符合。虎符铭文清晰，做工精细，造型优美。虎背部两半有错银篆书铭文：“与长社太守”“为虎符左二”。
虎符，亦称兵符，因做成伏虎状，故名。它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后汉书·杜诗传》：“旧制发兵，皆用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后遂以“分虎竹”谓官拜郡守。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颜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从以上记载和目前所发现的虎符看，汉代虎符皆为铜质，皆为发兵时所用，为左右两半。
汉代的虎符铭文特征明显，王国维根据传世的汉代虎符其铭文归纳了几点：今传世汉虎符，其文皆云：“与某郡国或太守为虎符”；汉符传世者，其文刻于脊上，合而后可读；“今传世汉符肋下皆有‘某郡左几或某国右几’，皆数字”；“今传世汉符皆系错银。”考古学家罗振玉认为：“汉符‘与’上无字、又‘与’上加朝代，新莽诸符皆然。”学者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考证说：“汉代虎符，有两种情形，与诸侯王者，或称‘汉与’（阜陵王虎符）或仅称‘与’（泗水王虎符），与郡守者皆称‘与’。如阮氏稽古斋钟鼎欵式卷十，七页，有‘与南郡守为虎符，南郡左二’是也”。从目前所见虎符来看，以上是汉符所共有的特点，铭文字体为篆书。其格式为：“与××（侯、郡守、太守）为虎符”，肋文与脊文同向，格式为“××左（右）一、二、三、四、五”等字样，文字完整。
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馆藏的“长社太守虎符”，其不同之处在于铭文只有脊文无肋文，但其铭文特点与上述相符，因而推断当为汉代虎符无疑。《汉书·文帝纪》载：“二年（前178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汉书·景帝纪》载：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秋七月，更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可见，郡守最早持有虎符在汉文帝时，汉景帝时又将郡守改为太守。此虎符为太守虎符，应为汉景帝中元二年后颁发的虎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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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鱼符
通长6厘米，宽1.6厘米，厚0.4厘米。黄铜铸，鱼形，头部有一穿孔，符牌正面饰鱼鳞纹，合面铸刻铭文七字 “左武卫将军传佩”，上方正中铸有阳文“同”字。
鱼符制度始于隋朝，《隋书·高祖纪》载：“开皇九年（589年）五月，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冬十月甲子，颁木鱼符于京师官五品以上”。“十五年（595年），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铜鱼符”。鱼符起初为木质，之后才用铜质，佩戴权也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享有。唐袭隋制，后经发展，鱼符的形制屡变。《旧唐书·高祖纪》载，“武德元年（618年），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颁银菟符于诸郡”“九月乙巳，亲录囚徒，改银菟符为铜鱼符”。《旧唐书·舆服志》载：“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可见，唐朝建立后，高祖颁发银兔符，取代前朝的竹使符，没过多久将银兔符改为铜鱼符，武周时期改鱼符为龟符。
关于唐代鱼符的类型，大致分为五类：一是“铜鱼符”，即调兵遣将所用兵符；二是“传符”，即传递情报、邮驿出行的符节；三是“随身鱼符”，即显示尊贵、表明身份之鱼符；四是“木契”，即验合财务出入的凭证；五是“旌节”，即委任官吏、赏罚臣子的符牌。唐代鱼符使用与颁发有明确规制，“鱼符之制，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大事兼敕书，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这说明在使用鱼符时，须有敕书命令与遣使合符后，领兵和出使权力才能生效，若无则只代表拥有者的身份和等级。另外，唐代鱼符佩戴又有明显的身份等级规制，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佩戴鱼符。
陈列馆内收藏的唐代鱼符合面刻有铭文“左武卫将军传佩”，为唐代庶官出入宫廷表明身份之“随身鱼符”。鱼符应为两半，缺失其一。鱼符合面上凸出的“同”字，与另一半凹陷的“同”契合，方可出入宫廷。在《唐律疏议》中称其为“勘同”，“差兵十人以上，并须铜鱼、敕书勘同，始合差发”。左武卫将军隋代初置，为从三品武官。唐代“左武卫将军”为掌管宫廷警卫之法、皇宫护驾、朝会宿卫之官员。据《唐六典·诸卫》记载：“左、右武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如左、右卫。”因而，此鱼符为唐代掌管宫廷禁军的官员出入宫门、表明身份时所用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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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龟符
通长4.2厘米，共4件。铜铸，龟形，头部有一穿孔，颈部饰凸棱纹，一件背部饰瓦楞纹及凹点纹，三件背部饰龟甲纹，四件龟符均铸铭文，上部为“同”字，三件阳文，一件阴文；下方竖排四行铭文分别为：“右壬（王）门外右神策军第一”“右壬（王）门外右神策军第二”“□□□□左神策军第三”“右壬（王）门外右神策军第四”。依照同类符牌的上下文关系可推知其中一件缺失文字为“右壬（王）门外”无疑。依照唐代符契规制，龟符腹部铸有“同”字的为其中一半，缺失另一半，此四枚龟符为当有“同”字阴文的另一半存在，方可构成完整信息。
唐代龟符形制、作用和鱼符基本一致，象征着官仪和权力。武周时期规定：三品以上佩戴“黄金龟”，四品佩戴“白银龟”，五品佩戴“青铜龟”。这件馆藏的龟符为唐代“神策军”所用兵符。神策军起初只是唐王朝为防遏吐蕃而设置的戍边军队，后进入京师成为唐王朝的戍卫禁军，主要负责保卫京师和戍卫宫廷以及行征伐事。唐朝中后期神策军成为中央北衙禁军的主力，是维持统治的最重要的军事支柱，后因宦官专权，神策军被宦官掌控，唐后期神策军日益腐化，护君之器最终反成祸国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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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罗罗斯铜牌
通长9厘米，宽3.2厘米。铜质。圭形，上有一穿孔，正面长方形边框内竖排楷书阳文三行：“中奉大夫罗罗斯宣慰使火儿灰、奉议大夫罗罗斯宣慰同知布颜、承直郎罗罗斯宣慰司经历元祯”。
罗罗斯为元代土司名，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设置罗罗斯宣慰司，治所在建昌路（今四川西昌），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大凉山及金沙江以西地区。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又改罗罗斯宣慰司隶云南行省。《新元史·卷四十九·地理志第十六》载：“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元十二年，置罗罗宣慰司。” 《元史·百官志第四十一》载：“宣慰使兼管军万户府。宣慰使三员，同知、副使各一员，经历一员，都事二员，照磨兼署管勾一员。”罗罗斯铜牌铭文“宣慰使”“同知”“经历”为罗罗斯宣慰府官职名。
罗罗斯铜牌铭文记载“火儿灰、布颜、元祯”在元史记载里史无可考。据《元史·始祖本纪》记载：“至元八年，乙巳，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王傅阔阔带等，协谋毒杀云南王，火你赤、曹桢发其事，宝合丁、阔阔带及阿老瓦丁、亦速夫并伏诛，赏桢、火你赤及证左人金银有差。”“至元十二年三月，乙亥，谕枢密院：‘比遣建都都元帅火你赤征长河西，以副都元帅覃澄镇守建都，付以玺书，安集其民。’”“十一年三月，辛卯，改荆湖、淮西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荆湖。”依据此史料考证，由于译音不同，火儿灰、布颜、元祯或为《元史》所载“火你赤、伯颜、曹桢”之音译或异译。至元八年火你赤、曹祯尚未任罗罗斯官职。到至元十二年火你赤已任建都都元帅，方出征长河西（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据此推测，此牌可能为火儿灰在出征长河西时所用符牌。此类西南少数民族官员的符牌，甚为少见，对于研究民族历史，校勘古籍文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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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荷叶钮腰牌
通高6厘米，直径4.5厘米。铜质。上部为荷叶钮，顶端有孔；腰牌圆形，一面凸铸一小儿，左手上举，右手放于腰侧，左腿前弓，右腿稍弯，作奔跑状，另一面阴刻西夏文三字“
”，译作“唵嘛呢”，为佛教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之缩写，意为“祁愿宝珠莲上”，即“吉祥如意”的意思。
西夏符牌，目前全国发现仅二十余枚。西夏腰牌可分为“敕然马牌、守御牌、宿卫牌”三类。第一类“敕然马牌”，是西夏王朝传递紧急文书、命令的信牌；第二类“守御牌”，是执勤将士的名牌；第三类为“宿卫牌”，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
陈列馆馆藏的这件西夏文符牌其纹饰、造型、文字与已发现的其他西夏符牌不同。关于西夏符牌的用途，从目前发现的符牌用途及形制分析对比来看：“长牌主要用于皇宫等重要机构内部的宿卫；圆牌主要用于与外界联系，如传递军情、使臣外出、军事行动等。”从所发现的西夏符牌的形制、造型、功能和文献记载来看，馆藏的这件“西夏文符牌”在形制上与其他发现馆藏的西夏圆形符牌相差无几，但根据符牌的铭文和释义分析，此牌的功用与其他发现符牌有所不同。
西夏文荷叶钮腰牌铭文释义与西夏时期佛教有关。西夏时期佛教极盛一时，备受皇室尊崇，西夏政府还设置了帝师、国师、法师、禅师等佛教职阶和专门的佛教管理机构“功德司”。为推崇佛教，西夏多次派遣使者到大宋学习佛经，并且曾以佛教僧人为友好往来使者。结合符牌文字释义推测，这件西夏文荷叶钮腰牌可能为西夏与宋建立外交关系、互通佛法、朝贡纳岁时所遣使者所用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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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牌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物，在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被广泛应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它既是征信之物，又是古代权利和身份的象征。“符”的使用更具有官方尤其是军国背景。比如“虎符”就是调兵凭证，皇帝与领兵将帅各持一半，“合符以征信”，所以又叫“兵符”。而“合符”取证之行为，亦成为今天常用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根本由来。又以《史记》中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中，作为关键凭证信物的“符”，成就了信陵君令后世千秋传颂的一代功业。而“鱼符”“龟符”自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宰相大臣们出入宫禁的凭证，成为一种合法身份识别的标志。
相比于“牌”，显然“符”更权威而庄重，两汉至唐以前多见。其后元明清则多见“令牌”“腰牌”，如明代锦衣卫六扇门东厂剑士刀客例佩“牌”以示身份；清代大内侍卫也皆有出入宫禁的“御牌”。这些场面，在今天的电影电视剧中都可以看到。
古代的身份证，因为使用者的职业不同，有不同的名称，不像现代人统称叫居民身份证。研究身份证的历史，可以看到每一朵历史的浪花。这一小小物件，也揭示着社会的进步。
（作者单位：山丹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