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洲

《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是侯欣一教授的一本法史随笔集，与他之前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以简短活泼的文体为读者再现了中国百年法治河流中的珍贵浪花，这些浪花随手可掬，读罢回味悠长，让人不忍释卷。

这部随笔集分为“彼时”“那时”“那人”“那事”“那案”五个部分，在时间上贯穿晚清、民国、革命根据地、共和国时期，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更重要的是内容精到，文集中有对晚清时代刑讯逼供、鬼神断案等传统司法制度弊端的具象描述；有对审计院、卫生、警察等制度的客观考察；有对沈家本、瞿同祖等法治人物的生平介绍；有对民国法官制度、革命根据地审判方式的公正评说；有对溥仪文绣离婚、孙传芳被杀等案的历史沉思，形成了一部生动的百年法治历史影集。作者借这些在各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人和事，以点带面，让读者在了解一个个人物的经历或事件的原委之后，脑海中便自动勾勒出百年法治的历史框架。从具体的人和事出发回望历史，解剖历史，这部随笔集的特质，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称得上是中国百年法治历史的“放大镜”。

这部随笔集让我们有新的历史认知。随笔集延续了作者用史料说话的一贯风格，丰富了历史的轮廓，诚如序言所讲，“触摸历史的真实”。我们不知道，一般人印象中作为摆设的晚清资政院竟敢弹劾军机大臣首领！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不仅是教育家、戏剧家，还是人权活动家，他竟然是《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起草者！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与会者李达竟然在1928年就翻译过日本法学家穗积重远的著作《法理学大纲》！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知识，并不是冷冰冰的史料，而是承载着丰富的人性、感情和理想，让人心潮澎湃！看到这些历史，不知读者作何感想？如今法治之路已逾百年，那些不畏艰险，在法治道路上孜孜以求的仁人志士身影尚在，我们不由肃然起敬。

这部随笔集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当下。侯欣一教授在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法制史上造诣颇深，因此随笔集在内容上也带有他鲜明的个人特征，即对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实践、司法制度、法治人物和案件进行了充分的介绍。我们因而发现，共和国的法治实源于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实践。比如，中国共产党人在司法实践中的群众路线可以追溯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时期，并作为传统和工作方法沿袭至今；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就曾爆发过轰轰烈烈的调解运动，而几十年后调解仍是重要纠纷解决方式；边区的司法工作者为改进以前司法文书的格式要求，早在1945年就提出了“一事实、二理由、三判决”的判决书格式，这种格式于今何其相似。作者在讲到这些问题时，总会提示性地对照现实，让读者的思绪在历史和现实中来回穿梭，遐想不断。笔者受到启发亦想，当我们思考眼下的法治问题时，也应当具有历史的视角，只有了解制度的成因和历史背景，才能更容易理解当下，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才会更开阔。

这部随笔集给我们予以法治的镜鉴。众多随笔中，笔者尤其对《档案中的黄克功案》感兴趣。黄克功案件发生后，对黄杀与不杀，争议极大。最后经毛泽东决定处以死刑，其在信中说，“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有趣的是，作者将张灵甫杀妻案编在黄克功案之后，以为对比。张灵甫是国军的高级将领，黄埔军校毕业生。他将妻子吴海兰击毙于家中，原因不详。张被押解南京后等待判决，但一年后被释放，传言蒋介石做了暗示。以两个结果迥异的案件为镜鉴，笔者深为感叹，再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曲折法治进程，得出结论：中国法治的关键在党，党重视法治，则党兴，国家兴！百年法治之路道阻且长，幸而今全面依法治国已是党策、国策，法治列车已入正轨，先贤们足可告慰！

法史承载着民族的法治精神，这种精神必须为更多的人所知，如作者所言，应“幻想能有更多的读者”，而严肃的学术著作受专业性的限制，难以承担起法史普及的任务。作者的法史随笔破解了这一难题，这部随笔集通俗、简短、活泼，且内容相对独立，使人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不会因迁延日久而束之高阁。在叙事方式上，作者力求简洁直白，能让史料说话的就让史料说话，能让人物自言自语的就决不会有画外音，极大地保证了阅读思维的连贯性，偶尔加入的犀利点评或幽默的隐喻，既表明作者的看法，又使读者从叙事中走出来审视历史，思游古今。例如，在开篇《对刑讯麻木的“法官”》中，作者并未大发议论，而是简单借西方人菲尔德之眼，描述了一个晚清官员面对因受刑而哀号的犯人时表现出的无意识的“沉稳”，勾勒出在古代中国对刑讯逼供合法性的高度认同，也侧面揭示了洋人的不解和排斥。作者在文末写道，“此时的西方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律制度也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深受人文主义思想洗礼的洋人们已经无法接受刑讯逼供这种社会现象了”，让读者开篇就打开了对中国百年法治变革之路的畅想。

（《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侯欣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