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言

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学之后，我也割草。我们割了草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十斤草换一个工分。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劳动的计量单位，也是年终分配的重要依据。

我天生不是个割草的料儿。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挣十几个工分，比男劳力挣得还多。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

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评“劳模儿”。

我爷爷说：“想不到我们家还能出‘劳模儿’，你割的是灵芝草吧？”

我爹说：“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我娘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姐姐说：“肯定是偷瓜摸枣去了。”

我哭着说：“我跑了一下午，到处找草，但是没有草……”

我姐姐说：“明天你跟着我，不许乱跑。”

但我不愿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愿意去找田奎。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那把已经初见模样的左镰在炉膛里即将被烧白了。不，已经被烧白了。那块即将加到镰刃上的钢也烧白了。老三奋力地拉着风箱，他的身体随着风箱拉杆的出出进进而前仰后合。老韩用双手攥着长钳先把左镰夹出来，放到铁砧上。然后他又将那块钢加到镰刃上。他拿起那柄不大的像指挥棒一样的锤子，对着流光溢彩的活儿打了第一下。小韩抡起十八磅的大锤，砸在老韩打过的地方，发出沉闷得有点发腻的声响。钢条和镰已经融合在一起。老三扔下风箱，抢过二锤，挟带着呼呼的风声，沉重地砸在那柔软的钢铁上。炉膛里的黄色的火光和砧子上白得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

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

（节选自《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