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日报
2020年09月10日
第11版:读书

【悦读】

“中国”的来历

刘 刚 李冬君

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最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就是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那件“何尊”。“尊”为酒器,“何尊”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个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 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

“或”,指地域,用城墙围起来一“口”,就成了“國”。所以,《说文解字》就说,“國”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疆界,“或”为域,清人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说:“古或國同用。”这样,于省吾就从周人的金文之中,找到“中国”的来历。

同时,于省吾还指出,在《尚书》里有一篇《梓材》,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的关系,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

按照王国维提出的“两重证据法”的标准,“何尊”与《尚书》俱在,便是最有力的器物认证和文献证明。它们都证明了在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先生在《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中,则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商朝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国,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已初具规模。

近人柳诒徵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

《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但成于何时,则说法不一。可柳诒徵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之时,他认为《禹贡》地理观反映了文化中国的观念。此一说法,规模宏大,就大体而言,当然也说得过去,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因为,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这已成为学人共识。所以,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墟,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

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比较合理。

《禹贡》带有空想政治色彩,是周初新王权对华夏的规划。以流域规划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差异建构“中国”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划定华夏,以“五服”经营天下。“五服”是个以“帝都”为“中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以“中国”为中心,以“服”为文明尺度——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虽然复杂了一些,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对“中国”进行“封疆建设”。

(节选自《文化的江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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