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刚 李冬君

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最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就是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那件“何尊”。“尊”为酒器，“何尊”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个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 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

“或”，指地域，用城墙围起来一“口”，就成了“國”。所以，《说文解字》就说，“國”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疆界，“或”为域，清人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说：“古或國同用。”这样，于省吾就从周人的金文之中，找到“中国”的来历。

同时，于省吾还指出，在《尚书》里有一篇《梓材》，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的关系，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

按照王国维提出的“两重证据法”的标准，“何尊”与《尚书》俱在，便是最有力的器物认证和文献证明。它们都证明了在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先生在《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中，则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商朝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国，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已初具规模。

近人柳诒徵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

《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但成于何时，则说法不一。可柳诒徵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之时，他认为《禹贡》地理观反映了文化中国的观念。此一说法，规模宏大，就大体而言，当然也说得过去，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因为，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这已成为学人共识。所以，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墟，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

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比较合理。

《禹贡》带有空想政治色彩，是周初新王权对华夏的规划。以流域规划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差异建构“中国”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划定华夏，以“五服”经营天下。“五服”是个以“帝都”为“中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以“中国”为中心，以“服”为文明尺度——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虽然复杂了一些，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对“中国”进行“封疆建设”。

（节选自《文化的江山》，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