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青

经过时光沉淀和历史积累的红色文化是上海的精神基因。而上海一条条如都市血脉一般的弄堂则是红色文化基本而重要的载体，是中华大地上大量革命纪念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1年，党的一大在树德里的望志路106号召开。1922年秋季以后，党的各个机关将机关地址选在华界。红色弄堂宛如历史的卷轴，有共产党人早期活动的身影。如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周恩来、邓小平等，还有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共产党人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等，都曾出没于上海弄堂。上海文化学者张晓栋的新作《红色弄堂》，以长期积累的上海民俗文化的研究心得作为基础，对本书反映的全部革命活动的旧址和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精心写作，图文并茂，使相关建筑景观和其内涵故事得到梳理和阐发，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四史”教育中再一次深度激活上海革命文化的基因，体现出作者重视实地考证钩沉、今昔对照、描绘发展变化的特色。

作者思路开阔，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红色弄堂作孤立的反映描写，对于其周遭的其他普通弄堂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也实地考察，找出彼此之间的联系，为当时革命人士的众多活动提供一个个更加多维而真实生动的范围。作者在书中写道，当年，新渔阳里的弄口外面就是一个丁字路口，大约三五分钟，便能朝北走到辅德里。在1915年时，两处之间还隔着一条长浜，但五年后的1920年，这条长浜被掩埋，所以两处走动，穿弄堂应当十分便捷，这为从事地下工作带来了方便。红色弄堂见证了一个个紧急关头。比如，在南京长期潜伏的钱壮飞亲自来沪向周恩来汇报在中央特科担任重要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随后，钱壮飞隐藏在上海，就住在民厚南里一对地下工作者夫妇的家里。后来，钱壮飞撤往苏区。

成为中共中央局所在地的原香山路、公兴路的三曾里入住过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及其孩子，以及蔡和森、向警予夫妇。毛泽东夫妇还住过慕尔鸣路上的甲秀里。在西康路的遵义里是中共中央秘书处遗址。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携妻子张锡瑗，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起，都住在遵义里24弄11号。原来，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与邓小平相识。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他们先后回国。当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在柏德里。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地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30多人参加。据当时曾去吃喜酒的郑超麟回忆，酒席办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其实，这一说法有误。张晓栋在本书《遵义里》一章里第一次写出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时的聚丰园的正确地址：广西北路224号。

在描写中共一大代表宿舍即博文女校旧址时，张晓栋从延庆路走到望志路106号一大会址，他发现，出门西行左拐过马路就可到达。他由此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当年这里的居民较少，当这一群来自各地、持各种不同方言口音的陌生人同时进出这里会十分显眼，很可能走漏风声，招致危险。作者张晓栋设身处地地假设，那么，代表们是否可能从弄堂里穿行？如果穿弄堂，可从吉益里的大弄堂，走同益里到贝勒路，过马路入树德里进入会场。这样，在大马路上出现的时间就会减少到很短，增加安全性。

1921年7月23日起，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树德里的望志路106号举行。7月30日，一个暗探意外闯入又找个借口匆匆离开。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警觉和提醒，代表们迅速撤离，使不久后赶来并包围了这里的大批巡捕军警扑了个空。张晓栋敏锐地注意到这次出动的军警的数量，他提出，这批巡捕应该是来自薛立华路的法租界中央巡捕房，因为离树德里距离更近的霞飞路格罗路巡捕房的人手没有这样多，薛立华路的法租界中央巡捕房这时是随着法租界的西扩刚刚迁入的。张晓栋以自己的调查和假设在多处丰富、圆润了历史的细节。

1927年11月，为保卫在上海办公的党中央机关，周恩来亲自领导创立了中共中央特科。1929年秋，我党第一座秘密电台在福康里诞生，与共产国际、苏区保持联系。后来还在四成里秘密举办了无线电训练班。

红色弄堂一头连着斗争严峻的过去，一头通向民族复兴的未来。这部《红色弄堂》还附有“红色弄堂示意图”，为读者进行全面的实地考察提供了方便，堪称穿街走巷的“骑行党课”的理想标配导游图。还可以为拍摄、排演红色题材影视剧作品提供还原现场的蓝本。虽然，有若干红色弄堂已因岁月的流逝不复存在于世间，代之以高楼华厦，但是，本书组织了专业画家，以写实绘画代替实拍照片。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字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邃的带有情感的信息。

（《红色弄堂》，张晓栋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