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阮青

扶贫纪录片，一种纪录片中的新形式，它通过对特定区域和特定群体的有主题、有目的地拍摄、记录和传播，集中对扶贫攻坚中的实践、成效等进行表现，以引发相关部门、机构及全社会的关注，从而帮助相关群体改善原有生活状态，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可见，扶贫纪录片创作动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既要遵循一般纪录片的创作共性，更要积极探索出适合自身表达的新方法。《甘肃扶贫进行时》正是这样一部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创作突破的扶贫纪录片。

以真实建构扶贫影像档案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乡村振兴所勾画的美好蓝图。然而，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摆脱贫困是前提，对于甘肃省而言更是如此。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文件明确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我国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甘肃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底，全省75个贫困县区累计摘帽退出67个；贫困人口减少到17.5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9%。由此，如何及时有效地对这一段扶贫历史进行客观、真实的记录和反思，成为影像创作者的重大使命和任务。在此情形下，扶贫纪录片《甘肃扶贫进行时》应时而生。众所周知，纪录片是现实生活的渐进线，也是反映现实、记录时代的镜子，《甘肃扶贫进行时》作为一部聚焦精准扶贫政策，展现甘肃贫困乡村脱贫致富的具有现实精神的纪录片，分为《移民搬迁》《劳务输转》《产业扶贫》《生态扶贫》《健康脱贫》《教育脱贫》《精神脱贫》《帮扶脱贫》8集，每集聚焦一个脱贫主题，全方位展示了甘肃脱贫攻坚积累的成功经验，集中反映了干部群众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感人故事，系统、客观、真实地展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制作过程中，主创团队注重挖掘扶贫、脱贫典型人物、故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把记录新时代的历史大事作为创作职责，立足基层，体现出以人为本、为基层发声的公共事务意识和精神，为甘肃省的这一段扶贫历史留下了生动的具有时代精神、社会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影像档案资料，具有十分可贵的范本意义。

以平视视角打造叙事温度

对于纪录片创作来说，观察视角极为重要。一般分为：居高临下式的冷静观察，普通人的平视观察和亲近者的主观近距离观察等。相较目前国内许多扶贫纪录片居高临下式的观察记录方式，《甘肃扶贫进行时》选择了以普通人的平视视角追随被拍摄对象，同时在必要时采用亲近者的视角进行观察的方法。传统的居高临下式观察视角虽然也是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视角，但由于视点向上，很难在情感上打动被记录者和观众。正所谓“仁者必敬人”，扶贫的愿望固然好，更要注意表现扶贫的方式以及被摄对象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在《甘肃扶贫进行时》第二集《劳务输转》中，影片一开始就通过建档立卡贫困户闫凤娥、李万华的打工故事，引出了天水市政府劳务工作办公室聘任的劳务经纪人白玲英，之后，又追随着白玲英的工作轨迹，跟拍了她输转吴巧霞、崔响花等一批务工者前往苏州打工的过程。最后，很自然地勾连出在苏州某工厂，已经在此就业的天水籍贫困户王小菊、王瓜花的生活状态，她们显然已经依靠自己的踏实劳动成功脱贫，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段以普通人的视角平视、跟随被拍摄对象，通过被帮扶者的故事展现她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摄影机只是事件的旁观者，不干涉、不影响拍摄的过程，只作静观默察式的记录，既做到了客观真实，又在某种程度上尊重和保护了被拍摄对象。同时，对典型人物、事件的深度挖掘，也使得之后“2018年5月底，全省劳务输转已经完成全年计划的88.1%，劳务收入447.9亿元，完成全年计划1050亿元的42.7%，毫无疑问，全年计划一定会被超额。这成绩是甘肃省14个市州近300家劳务机构组织劳务输转和少部分农民自发走出去打工共同创造的”这一结论显得真实、可信。又如，在第六集《教育脱贫》中，“劝返”辍学学生复学的故事拍得既感人又很有特点。影片开始就以基层工作者李登强的视角，记录了劝返工作组奔波700多公里，到玛曲县寻找四名辍学挖虫草学生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以当事人自述和亲近者独白的方式展开记录是这一集的创作特点。这种显然以亲近者所做的近距离观察，既有利于贴近人物和事件本身，也更能激发观众的同理心和共情意识。所以，接下来“李登强他们不辞辛苦、不怕周折的回报使本乡共劝返辍学儿童49名，至2019年全乡义务教育阶段适龄生3253名全部入学”这样的表述就不仅仅是统计表上冰冷的数字，而是带着温度的叙述和社会表达。

用情感搭建宽阔的沟通平台是纪录片的长处之一，纵观《甘肃扶贫进行时》始终以真实为基础，以贴近普通观众的视角发掘扶贫中的人、事、景、物，采取情感化诠释的创作路径，体现“动真情、真扶贫”的主旨，真可谓是：扶贫之路贵精准，万水千山总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