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宗

《星火的启示》一书，是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先生的最新力作，全书集中体现了作者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根据地历史研究的心得体会。此书的出版，是作者写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更重要的意义是，通过这部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研究专著，我们得以深刻学习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不断跨越一个个危急关头走向胜利的。

胡乔木曾说：“党史要跟政治史、军事史相区别”，“党史有一个特殊的体裁，自始至终应有一个统一的体裁。每个时期的政治形势要交代清楚。这是从形势来说，不是叙述那些政治军事事件本身”。在这本根据地史的研究专著中，军事的情况虽然不可避免地经常被阐述，但作者始终是围绕着党史的这个纲来进行的。所以，无论写哪个地方的根据地史，都是放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去分析和把握的。

在书中《对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思考》这篇长文里，金冲及细致分析了正确的路线和理论对于中共革命成功的关键意义。可以说，正确路线和理论的获得与对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紧密关联，是从革命成功与挫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应该格外珍惜。

《以全局视角看黄麻起义》一文中的“全局”是什么？答案是“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由于武汉政府继南京政府之后公开反共，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国内的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具体而言，金冲及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中去阐释全局。他分析，首先“黄麻地区是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在湖北统治中的薄弱环节”，其次是革命主观力量的情况比较好。从这两个全局分析，黄麻起义的胜利就不是偶然的了，黄麻起义就不单是军事史的光辉一页，更是党史的重要篇章。

除此之外，根据地的建立也是有阶段性的。对此，金冲及予以充分关注。例如，从“边界全盛时期”到“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都是随着形势发展而发展的阶段性节点和新认识。可见，金冲及对根据地的研究特别注重形势变化的视角。可以说，整本书都贯穿着一个核心写作思路，即呈现党如何在实践中学会实事求是地把握形势，并作出符合当时形势的判断。

金冲及长期在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利用工作之便阅览了丰富的党史文献史料。众所周知，党史的史料包括文件、信函、电报和会议记录等丰富复杂的原始资料。如何做到不堆砌史料，避免把党史写成史料长编？又如何对史料中的关键段落作出独具匠心的阐释？可以说，这非常考验党史研究者的素质。作者一如既往地在这部新作中体现了他对党史史料娴熟的剪裁功力，这得益于他对史料文本的生动理解，从而将一堆固化的历史材料转化为鲜活的历史图景。

对地方革命史料和回忆录等史料的恰当运用，使得党史的相关理论表述具有鲜活的历史现场感。但是现场感不代表沉迷于历史的若干细节之中，而是要通过剪裁服务于史观的同时，传递出地方革命的历史社会结构特点。作者在分析黄麻起义的时候，引用了一段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中的材料：“过去黄安有学田，专门供给读书的，就是讨饭人家的子弟也要让其读完小学，所以教育比较普及，中学生、高中生很多……但麻城就不行，没有学田，穷人家的子弟就没办法上学。与我们交界的河南光山、商城、罗山等县，同麻城一样。黄安人中读书人多，文化教育程度高，知识分子多，接受革命真理快，革命发展也就比较普遍。”这段史料生动地说明了在黄麻地区具有的革命主观意识背后的地方历史社会结构之一面。

对亲历者的回忆录等史料的恰当剪裁，还可以达到一般研究者替代不了的对历史生动的勾勒效果。例如作者对《陈再道回忆录》的剪裁中，不仅让读者看到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如何一步步建立，而且让读者看到了在当时不同革命根据地之间的交叉影响。在分析1929年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时，为了生动说明这个危急关头的形势，作者引用了如《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这样一手的地方革命史料，还有江华、宋任穷和萧克等亲历者的一手回忆，更有朱德口述、孙泱记录的《朱德自传》这样的珍贵文献。这些回忆资料，言简意赅地复原了当时井冈山的艰难处境和柏露会议的复杂紧张形势。

在写到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艰难处境时，作者引用了陈毅《略谈红四军游击赣南》中的一段话：“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我们找的人，是曾经和北伐有点关系的。”这样的剪裁，使得党史严谨的叙述中含有历史的深沉感。

当然，史料的运用功夫还得益于作者的理论眼光和视野。例如，在观察根据地纷繁复杂的变化时，金冲及抽象出地形这个问题来观察根据地的变化，这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阐述视角。在考察一个地方革命形势的时候，他常注意到历史前后的关联。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历史和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页，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金冲及的这部《星火的启示》，无疑给我们深入体会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架起了一道扎实的学术津梁。

（《星火的启示》，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