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末年，秦人远祖迁徙至今甘肃东南部天水、陇南一带，至周孝王时，秦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为大夫。之后秦人在与戎族或战或和中不断壮大，也有意识学习周人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兼容并包、充满活力的独特文化。

至两周之交，秦襄公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室封为诸侯。这是决定秦人后来命运的大事件，《诗经·秦风》中的《车邻》《驷马铁》《终南》《小戎》等诗，就是为纪念这一事件而创作的，其主要内容是赞颂秦襄公，同时也反映了秦人居陇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反映了秦人崇实尚用、勇于开拓、勇敢坚强的民族性格，以及兼容并包、好尚礼乐的文化胸襟。

这组诗篇，是古代甘肃在华夏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的有力见证之一。

本报特约撰稿人 韩高年

1 秦人崛起与《秦风》入《诗》

《秦风》进入《诗经》文本的背景，是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叶周人与秦人之间世相交好，相互依赖，以及秦人的国力逐渐强大具有密切的关系。汉代的大学者郑玄在《秦风谱》就曾说，《秦风》之所以编入《诗经》，是因为秦襄公始封为诸侯。细说起来，主要因为：第一，秦非子曾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孝王封其为附庸，邑之于秦谷。存秦人之诗，意在表彰。第二，秦仲攻西戎，解除了周天子的边疆之患。周宣王封其为大夫，并赐予车马礼乐。“礼乐”之中当也包括用于典礼的乐歌如《雅》《颂》等。第三，幽王时秦襄公曾伐戎救周，又派兵帮助周平王东迁，平王于是封秦为诸侯，秦人始国。秦既为诸侯，则依周礼应当有宗庙朝廷礼乐，必然刺激秦人进行乐歌创作。

以上几个原因之中，“秦襄公始封”最为重要。在表面的“表彰秦人”背后，其实反映了周平王面对秦襄公在伐戎中国力逐渐壮大而不得已采取安抚策略的无奈现状。就春秋初年的政局来说，周平王封秦以宗周之地，也对周有利，一方面可借以拉拢秦襄公以为政治上的联盟，同时还可以起到利用秦人牵制西戎、拱卫周都的作用。赐秦国以“礼乐”，以《秦风》入诗，应当也主要是因秦人国力上升。

秦襄公时，秦人仍然居于西垂。郑玄的《诗谱》说《秦风》诸诗产生于秦人居陇右之时，不无道理。《史记·秦本纪》中“赐地”一段话颇有玄机，实际上是周平王虽然“赐”给秦人“岐以西之地”，让他们在这里建国，但其实这一区域当时尚为戎狄所占，周天子当时并未据有其地。在两周之际，随着周人从这一地区的退出，在这一带几乎布满戎狄的势力。在今陕西北部陕北高原，分布着“白狄”部落；陕西关中、甘肃、宁夏、内蒙古及其以北的地区，有诸绵、翟、翼、大荔、乌氏、朐衍等戎狄部落。此外在关中东部还有西周留下来的梁、芮等小的诸侯国。这些游牧部落长期以来就靠掠夺富庶的关中地区为生。所以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戎无道，侵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秦本纪》）。所谓封地，其实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无论如何，秦襄公受封为诸侯，提高了秦国的政治地位，也为日后秦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合法的条件，所以对秦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传世的秦公钟铭中说：“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答皇天……”林剑鸣《秦史稿》认为此钟的作者就是秦宪公之子“出子”。铭文开篇所说的“我先祖”就是指秦襄公，“受天命，赏宅受国”就是秦襄公被周平王所封，赐以岐以西之地这件事。这件大事，发生在秦人居陇时期，故襄公后的铜器为纪念这件大事，在铭文中大书特书。如此重要的事，在秦人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秦风》中的《车邻》《驷马铁》《终南》《小戎》即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2 纪念秦襄公始封诸侯

《秦风》中《车邻》等诗，是以秦襄公始封为背景创作的，带有“纪念碑”式的意义。《车邻》的主题，《毛序》以为是“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按诗之首章赋写秦君的车马盛壮、侍御传令，大有诸侯之仪仗；二、三两章借阪桑隰杨之好，道鼓瑟鼓簧之乐，逝者其亡之叹。然而从典籍记载来看，秦仲虽在西周末年受周宣王封赏为“大夫”，但他屡次攻伐戎狄而不胜，并死于公元前822年的伐戎之战中。此事对秦人来说，几同国耻。因此他的儿子庄公发誓要替父报仇，后攻打西戎，夺取被其占领的“犬丘”，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甚至到秦襄公的哥哥世父之时，秦人仍然仇恨不减，为复仇而让位于更有实力的襄公。据以上事实及当时秦人的心理推断，《车邻》不可能是“美秦仲始大”的诗。晚近由英国购回、据传出自甘肃礼县早期秦人墓葬的《秦子钟铭》说：“秦子作宝龢钟，厥音鉠鉠雝雝，秦子畯令在位，眉寿万年无疆。”另有出自礼县秦墓的多件兵器、乐器铭文中，作器者自称“秦子”。由器铭内涵之秦人未封侯前的心态与《车邻》对读，后者明显体现出一种高度的自信与和缓雍容的风范。显然不是“秦子”的时代所能有的。

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赏诗乐表演，评论《秦风》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襄公始封为诸侯，彻底改变了秦人文化上的“夷狄”身份，故而秦诗才能入《诗经》。《秦风》有关诗篇歌颂秦襄公，与《周颂》中周初诸作述文王、武王之功烈，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之举用意相同，体现了秦人“慎终追远”的思想。

其次，明、清时代说《诗》者也认为《车邻》当作于秦襄公时代。如明代学者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就认为：“（《车邻》）秦臣美襄公也，平王初命襄公为秦伯，其臣荣而乐之……此诗乃秦臣所作。”指出《车邻》一诗是“国人荣之而美襄公”，与诗本文相符合。综上所述，《车邻》一诗应当作于秦襄公立为诸侯之年，其时秦人尚居于陇上。

与《车邻》相次的《驷马铁》一诗也创作于秦襄公始封之时。《毛序》说《驷马铁》“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郑玄《毛诗笺》解释说：“始命，命为诸侯也，秦始附庸也。”从诗中所述来看，田猎园囿规模和威仪都已相当可观，这种情形应是秦襄公始命为诸侯时才有。《毛序》之说与诗本文所述相符，此后说《诗》者多从之。如顾栋高《毛诗类释》就说：“《驷马铁》《小戎》《蒹葭》《终南》，皆襄公时诗，此时居秦州。”陈子展《诗三百解题》、程俊英《诗经注析》均持这种说法。

3 颂美秦襄公朝周及伐戎

《秦风·终南》一诗，也作于秦人居陇之时。其创作的动机是赞美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后赴洛邑朝见周王并受赐诸侯之服。这是秦人的荣耀，因作这首诗来颂扬秦襄公。

《毛序》说：“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从西周以来大量的册命类铜器铭文来看，天子册封诸侯时，均要诫勉受封者。这是册命礼仪的应有之义。因此《诗序》说《终南》有诫勉之意，恰恰证明这首诗的礼仪背景。这诗说“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毛序》解释说：“狐裘，朝廷之服。”郑玄《笺》认为：“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来也。诸侯狐裘锦衣以裼之。”诗中“颜如渥丹”而服朝服、威仪尊严者，正是指秦襄公。诗中说“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则是颂扬秦襄公“君子德足称服，故美之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由此可见，《终南》也是秦襄公始封之诗。有的清代学者因为此诗歌咏“终南”，而秦襄公时秦境未达于终南，于是以为《终南》这首诗晚出。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终南西起秦陇，东至蓝田，绵亘至广，岐山之东西两侧之山脉均可称终南，不必拘泥于岐东之地。因此，《终南》一诗也应当作于襄公之时。

《小戎》也作于秦人居陇之时，诗的主题是赞美秦襄公奉王命而伐戎，并歌颂秦人尚武善战。《诗序》认为“《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郑玄《毛诗笺》也说这诗为赞美秦襄公能率领秦人伐戎，此举激发秦人之锐气。《车邻》等诗都是从上层人物的表现来赞美秦襄公，而这首诗则借助妇人之口与其感受称赞之。

诗作于秦襄公之时，于诗本文亦有征。诗首章言“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汉书·地理志》：“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曰：‘在其板屋’。”颜师古《注》曰：“言襄公出征，则妇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秦人所居之板屋，为西陲特有，可知此乃秦人于襄公封侯前、未迁居之习俗。其次，《小戎》每章皆以“言念君子”与“乱我心曲”“胡然我念之”等语对举，明显为女性的口吻。诗中极力描写战车装备之精良、战马之雄健有力、兵甲之锐利坚固，这种强毅果敢的民风，也非襄公时莫属。襄公之前，秦人常受西戎的侵扰，百姓患之，故民心乐战。此诗即为歌咏此事而作。

4 秦人居陇诗中的秦文化

秦襄公讨伐西戎胜利之前，秦人只占有西犬丘（今甘肃天水）一带地方。平王东迁后，秦国经过艰苦的努力，疆土扩大到西周王畿和豳地，即今陕西西部及甘肃东部一带。《史记·秦本纪》载秦人起源于东夷，为伯益嬴姓之后，伯益裔孙蜚廉生恶来，即秦之祖。秦襄公始被封为诸侯，获得了发展的机遇，逐渐向东发展，最终越过黄河，成为强国，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文献记载中所见之“秦”，包括了秦立国以前活动于汧渭流域的非子之族，即作为人们共同体的嬴秦族，春秋时期“始国”后作为诸侯国的秦国，和统一天下后建立的秦王朝。上文所述《车邻》等诗，产生于春秋初期秦文化的时间、空间背景之上，其中反映了秦文化的渊源、构成及其基本特征。

秦人源于东夷族，后又臣服于殷商，周灭商后被迁徙至西北，春秋时期始封为诸侯，又向东发展，成壮大之势。因此，秦文化在渊源构成方面包括东夷文化、西戎文化和商周文化。秦人长期居于甘陕一带，与戎族杂处，故深受西戎文化的影响，上文所论《秦风》中的几首诗，尚武善战，同仇敌忾，就明确地反映了秦文化中的西戎因素。

秦人本为东夷族西迁的一支，后来虽久居西北甘陕地区，但其种属为东夷族。因此其文化有浓重的东夷族特征。学界认为，分布于山东、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其后续文化，属于东夷部族文化系统。程俊英《诗经注析》认为《车邻》“这首诗首章全用赋体，车盛马壮，侍御传令，是一派庄严气象。二、三章改用兴法，阪桑隰杨之好，鼓瑟鼓簧之乐，逝者其亡之叹，又别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欢愉氛围。两相对照，反映出秦君身上兼存着‘君’的威严和‘人’的情感的不同侧面。”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秦人民族性格的多重性，恐怕还是东夷文化中浪漫因素的影响。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一书认为：“秦之先挟带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西上，以深厚的文化根系吸收羌、戎血液，遂使原有的尚武之风愈增几分慓悍、粗犷与桀骜不驯，变得更加强韧、刚戾、严峻而刻峭。”这就是为什么在《秦风》中会出现《车邻》以及《蒹葭》等极富浪漫情调的诗篇。

秦民族在殷商时臣服于殷，故其文化中也有商文化的因素。殷商文化最显著特征就是其重视鬼神祭祀的神秘性。受其影响，秦襄公始封诸侯后，设畤以祭，即颇具神秘气息。《秦风》亦隐约见此特点。如《小戎》一诗之“龙盾之合”“龙盾”即饰以龙纹的盾。诗人描写并引以为荣的武器上的龙纹，与晚近以来所见秦人所铸青铜器物上习见的龙纹是一致的。如2006年下半年在甘肃礼县永坪乡赵坪村大堡子山5号乐器坑出土的多件乐器上均有龙纹。看来，和《小戎》所描绘的一样，带有神秘色彩的龙纹是秦人兵器、乐器习见的装饰。此外，《蒹葭》一诗所描绘的在水一方之“所谓伊人”，忽远忽近，可望而不可即；诗境之缥缈空灵，都颇具神秘之气息。

周、秦两族早期都曾孕育于陇右地区，故其文化亦颇多相同，秦于春秋初叶始成诸侯之后，不仅据有宗周故地，且与留守其地之周人混居，因此全面接受了周人礼乐文化。《诗序》曾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郑玄也说：“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此说揭示了秦人受周文化影响的事实与途径。

总之，《秦风》中的产生于秦襄公时代前后的诗篇，和《秦子钟铭》《石鼓诗》等秦人文学作品一样，反映出秦文化既原始质朴，又兼容并包、多元共融的博大气势，以及秦民族崇尚事功、开拓进取的民族性格。同时，这些诗篇也充分证明了古代甘肃在华夏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