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俪成

唐代的习艺馆等女性教育机构的设立，使生长在宫中的女性从小受到优质的文学熏陶。而在普通士大夫家庭里，女孩的教育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李华曾写家书给自己的两个外孙女，告诫她们“妇女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通过读书了解古今人物得失，唯有如此，在侍奉父母舅姑时才能做到不犯错误。因此，在他得知自己的两个外孙女已经“诵得数十篇诗赋”时，感到非常安慰，连先前旅途中得的病也痊愈了几分。

唐代科举以考试诗文写作为主，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早日通过科举做官，士族中的男孩通常在七八岁之前就要开始学习经书和文学。女性没有这么迫切的压力，并不提倡早教，但也有父母很早就开始督促女儿读书的。比如唐太宗的妃子徐惠，出生于官宦人家，四岁就能通解《论语》和《诗经》，八岁就能写作诗文。徐惠的父亲曾命她模拟楚辞写一首骚体诗，她一出手就是一句：“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不但体式合规，文藻优美，而且还以幽谷中的香木自比，表达了希望获得知音欣赏的心愿。后来徐惠的这首作品传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耳中，李世民即刻将她召入宫中为妃，她到了宫里之后依然“辞致赡蔚，文无淹思”，很得太宗赏识，她的父亲徐孝德也因为女儿的缘故升了官。

到了中唐，又有一位叫作宋庭芬的士人，生了五个孩子，全部都是女儿。他并没有为家业无人继承而沮丧，反而尽心尽力教导五个女儿学习经艺诗赋，结果她们还未到及笄之年就都学会了写作诗文。这五位文学少女的名声很快传到了唐德宗的耳中，德宗将她们全部召入宫中，陪伴自己和学士们吟诗唱和。后来五姐妹中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宪因为文才卓异先后受到任命，执掌后宫的文字工作，皇帝也不将她们看作妃子，见了面都要尊称一声“学士先生”。

生长在士大夫家庭的女子，平时耳濡目染，都是经史诗赋，再加上家中拥有足量的藏书，即使父母不重视文学教育，也有不少自学的机会。陕西省长安县出土的一尊《唐秘书省秘书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志铭》中记载了一位宇文氏，她母亲早逝，父亲常外出做官，平时由族人抚养，并没有太好的学习条件，但她出于对书本的热爱，常常“独掩身研书，偷玩经籍，潜学密识，人不能探”，避开族人偷偷自学经史文籍，等到族人发现时，她已经是“工五言七言诗，词皆雅正”，成为一名堂堂的诗人了。她的父亲回来后看见女儿如此好学，非常开心，常常对人夸奖宇文氏，说她至少应该许配给一位进士，才不辱没了这份才华。

虽然女子依靠文学为家族带来直接利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看见女儿与自己同样爱好文史，心中总是欣慰的。洛阳出土的一尊《唐北平田君故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中记载了一位叫作李鹄的女子，她对读书的爱好，已经到达了痴迷的态度，“虽眠食亦间以讽诵”，就算吃饭睡觉也是书不离手。李鹄的族兄弟们都觉得不理解，一方面担心她过度劳累，一方面嘲笑她要做“女博士”，但李鹄的父母却并不以为意，反而“日益怜异”，任由她纵情阅读。最终，李鹄在古人的著作中寻找到了立身之道，“造次以古人为法”，最后以“懿行孝德”而闻名乡里。

李鹄的堂兄弟们嘲笑她要做“女博士”，似乎认为女性读太多书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确，在唐代的社会条件下，很少有女子能够将自己的才学兑现为高官厚禄，但是她们的才学依然能在家族和家庭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国古代医疗条件差，人们的平均寿命普遍不高，如果家中父亲过早去世，孩子的教育就要由母亲全权负责。在另一些家庭中，男主人有幸得到了一官半职，那么等待他的将会是长年的游宦生涯，而奔赴四方做官的过程中常常是不能携带家眷的，在家庭中父亲缺位的情况下，子女的教育工作依然会落到母亲的肩膀上。这个时候，如果母亲本身有一定的经学、文学修养，将会在子女教育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六十八岁才生下儿子欧阳通，由于父子年纪相差太大，欧阳询在欧阳通十四岁那年就去世了。这个时候，欧阳询的妻子徐氏接过教育儿子的大任，亲自辅导欧阳通读书，还找来欧阳询的字帖教导儿子临摹，终于将欧阳通培养成与父亲齐名的大书法家，他们的书法号称“大小欧阳体”。又如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八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靠亲族接济养活他，他每次看见邻家的小朋友有父亲的教导，很早就能接触儒家经典，心里就愈发难过。最后还是元稹的母亲“亲为教授”，亲自传授元稹《诗经》《尚书》等经典的读法，这才让元稹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能接受到优秀的教育，最后凭借努力考上了明经科，一路官至宰相。

如果欧阳通的母亲不通书法，元稹的母亲不懂经学，那么中国历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一名落笔风生的书法家和一名才气纵横的诗人，唐代文化的光辉，也会随之黯淡不少。

（节选自《像唐人一样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