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可扬

“《杨小让砸缸》是什么题材？”

“农村题材。”

“农村？你了解吗？”

提问者表情疑惑地看着我，感觉他脑子里满是问号。这是在2019年“夏衍杯”颁奖活动上碰到的一幕，其实也是我在创作《杨小让砸缸》时藏在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很幸运，“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带来了自信。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杨小让砸缸》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山村的老人在60岁过寿当天砸了一口缸，那口缸曾经象征着这个村子和他前半生的荣耀。”

《杨小让砸缸》的创作，缘起偶然间读到的一则宣传报道，我省干旱缺水地区农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几辈人都靠着几口大缸收集雨水来生活，后来得益于扶贫项目通了自来水，再也不用为吃水问题发愁的主人公砸掉了自家的几口大缸，昂首迎向了新生活，这则报道生动鲜活，一下子激活了记忆里曾经那些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村民，每个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都精彩可书，而现实中却鲜少真正深入刻画他们形象的影视作品，强烈的表达欲促使我动笔创作。尽管电影故事本身和这个新闻没有任何关联，但却让我一直带着人物鲜活的触动感和“砸缸”这种具有打破事物的意象性动作的偏爱，完成了《杨小让砸缸》的创作。

历时两年，大量田野调查，不断推翻的剧本，回头总结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和《杨小让砸缸》的共同成长之旅，这种“成长感悟”远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描绘，这期间，主人公杨小让以及杨马村里的每个人仿佛一直都在和我对话，怀疑、倾诉、赞同，最终融为一体，“他们”和我都渴望被理解。

通过《杨小让砸缸》我想表达什么？直到不断地去进入、观察、沉浸，又跳出来审视、理解，终于发现我要表达我所看到感受到的农村“主旋律”。

“杨小让们”的农村离我那么远又那么近。十几年前兰大榆中校区的周边是连片的农田，村里女人包着头巾在黄土里劳作的样子是常见的场景，上学时利用零星时间，骑车去村子里看看、找老乡聊聊天就觉得已经深入农村了，殊不知那仅仅只是打了个照面而已，我们彼此之间远没有产生相通的情感共鸣。

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中，都在解决情感的沟通和共鸣如何表达的问题。创作中如果带有“主题先行”这种狭隘的认知，视野就会越来越窄，窝在模式化、套路化的窠臼中执着于塑造一个所谓“正能量农村”往往本末倒置。故事老套不接地气、人物刻板毫无生气。不要为了故事塑造人物，也不要为了塑造人物生搬硬造故事，所有表达人类美好愿景的情感都是相通的，作品里的喜怒哀乐、苦难挫折、批判反省等都是“主旋律”。“农村”只是一个环境描述，一个空间名词，城市和农村既对立又统一，更多的时候是交融，相通的烦恼、相通的困惑，甚至越来越相似的生活细节，所以《杨小让砸缸》里有啃老的“农村宅男”，也有对教育孩子焦虑的“农村虎妈”。

“杨小让们”都有原型或者是几个原型的叠加，每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都自成宇宙，每一个发生的故事都曾经是我打开“巧克力盒”的馈赠，每一处细节都能让我清楚记得独有的质感，从笔下走出的这个电影世界是真实的、有灵魂的。

“为什么要砸缸？”人总在某个年龄阶段就会拒绝成长接受变化，杨小让是一个外在标签60岁左右固执守旧的农村老人，面对新时代新环境，他是携手前进，还是因循守旧，最后不破不立，选择了“砸缸”就代表了承继传统又打破传统，杨小让一直在成长。电影创作并不是标新立异就高明，作品要有一定艺术审美的升华和超越，就像打破农村和“童话”之间的认知藩篱，用“童话”与现实握手言和，向阳而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

《杨小让砸缸》对涉及时代背景的资料调查工作不到位导致了一些遗憾，化遗憾为动力，继续前行。

感谢这两年的创作经历，重塑了一个浅薄的都市人对农村广阔天地的认知。时光不负有心人，我们都是“杨小让”，热爱生活，努力前行的赶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