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贵锋

杏黄天、雅克、何不度，三个笔名，实际是三个身份，代表了诗人的思想变迁，大体上也是三个抒写阶段。是一个生出另一个。是诗人的深思熟虑。这种“做法”，间接溢出了低调、写作自信等，但应不是诗人本意。

“杏黄天的工业时代”，是基于农业的想象与现实工业的碰撞。有对改变生活的希望、对制造的热情，所以才会有“工业乐器/金属音乐”；有工厂粉尘、事故带来的心灵影响，所以有劳动异化、生命异化和坚硬、沉郁之音色。少量作品有感伤色彩，但那是由于热爱。

“异己者雅克”持续的时间最长，甚至现在可能还在继续。工业经验、城市经验开始大量进入。同名诗《异己者雅克》，写一个处于纠结、矛盾状态中的人；当然这矛盾带有终极命题：肉体与灵魂；这一对矛盾当然可以引申出更多矛盾，对于生命而言，可能是根本性的。《偏头疼》一诗中的那只鼹鼠，是向下、向深处、向黑暗的挖掘。——为了什么？减速。这个加速的时代，他想减速。这种加速感，来自于外部，比如工业；也来自内部。分身术实际上也是对加速度的一种延缓术。重要特点是思辨，以及以愤怒、疼痛等为情感基调的灵魂硬度。这种情感上的价值指向，当然是存在现场，是存在本身，以及生命、人性乃至文明等。

实际上在2012年，一种轻柔感已经在他的一些诗作中出现了。“何不度”面对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中那些真实的、可贵的情感。当然，这里面的“日常性”不是突然出现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日常”原本就一直是触点，作为存在的现场。这种变化带来的生命圆融正在形成，至少在向度上是如此。比如《生命》一诗，看似平常，境界却更大了。这一类诗，更多是一种向内的“沉思”。

他借裂变与自己相异；借真诚与他者相异；借偏重理性方向与相异者相异。这是一个自发、自为、自性的过程，也是一个甄别、选择、接受与拒绝的过程。正如《他让名词作为谓语出现》一诗中，他把精神上的价值向度，那些“名词”，生命化、动态化了；这种动态感，最终成为诗歌形象的生成状态与精神状态，成为生命的重塑。

他同时在“同构”。怎样才算同构？把他者身上与自己相同的部分“结构”在一起。这样的同构也解决了诗歌的真伪问题，即若试图借助同构扩大诗的精神边界，必然如此。

在语言方式，或修辞上：他很少用意象，而是叙述。对事的叙述，比如《玄奘》，将事变成了寓言；切入事件内部的叙述，则是借助事件纹理对结构的叙述。文白杂糅，智性对激情的抑制，良好语感带来的阅读舒适度，短句与长句混合的呼吸等等，都值得认真体味。

文本的探索，更近极致。比如，现代诗与古诗词并置，相异相构；比如《死亡文本》身份转换带来的场景感、戏剧性，不，确实出现了“唱词”；还有《现代都市豹》，那札记式的诗句；还有《轮回的枝条》那种由外向里的结构方式。比如“抄录”；比如互文；比如以诗“注”诗等等。他说，“从诗歌开始，但不必在诗歌结束”；但实际上， 他试图用那“溢出”部分，扩大诗歌的疆域。

在现代诗的本土化进程中，他做出了有益、有效的探索；他也具有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异质性表达。或许，他成功地从某种角度，在人与自身、与其他事物的多重关系中，以诗歌揭示了时空中的、现实中的、时代中的、存在中的、人性中的“我们”，是怎样的一种“主体”；这种主体，经历着齿轮转动带来的疼痛，但依然如雅克——牦牛一样坚韧。在一种他自称的“无效修辞练习”中，创造了新的生命——精神的，和文本的。

（《异己者雅克》，何不度著，长江文艺出版社诗歌出版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