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
《吕思勉讲中国史》从中国上古传说时代，一直讲到民国。这部书的编者，以吕先生最晚的一部初中本国史教材为纲，而将先生其他史著中对于相关问题的史事之考辨、分析与论述作为附录，分别系于各正文段落之后，即使吕先生著史的通贯风格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充分地展现了吕先生论史的长时段眼光。
通史尚通，这本是著作通史的题中之意。但是，著作中国通史，真正能够通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般状况。但中国历史这么长，绵延不绝，各方面又是那么丰富和复杂，通下来就很不容易，要面对一个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讲不出历史的特点。就好像画人物画不出精神气质，画风景画不出自然韵致，画得再像，其实还是不像。
以下，就吕先生对中国历史的通及长时段眼光的分析和论述，略举两例。
其例一：吕先生论“汉朝的士气和武风”。在正文中，吕先生就这一问题的一般状况，强调汉朝的风气接近封建时代，而民众在心理上憧憬战国以来形成的任侠之气，中流社会中慷慨激发的很多。除列举张骞、班超这样的人物，吕先生还论及东汉时“这种风气，在社会上竟形成一种清议的特殊势力，而以后魏晋清谈之风，则又是这种势力的反响”。即此数语，至少已涉及上千年历史的传承与变化。其正文之下的附文，引吕先生《本国史复习大略》语，对以上的论述予以进一步说明：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一）自视与平民不同，（二）勇于战斗，（三）不好利。观西汉之世，贾谊、董仲舒之议论可见之。其时文臣如公孙弘、盖宽饶；武臣如张骞、傅介之、常惠、陈汤、李广、李陵、班超等，均尚属此风气中人。但社会之组织既已变迁，风气终必随环境变化而改变，遂至奢侈嗜利颓废。晋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时论，无中等阶级为国之桢干，是其弊；以永久论，特殊阶级消泯，是其利。
此段附文配合正文的好处，一是对封建时代士大夫之特质，作了准确而生动的勾勒，从而彰显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二是说明一种社会风气，其所形成的历史环境虽然已经变化，但其流风余韵仍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三是说明风气无论如何都是要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的；四是强调了社会中等阶级的重要性及其利弊。从这样的角度和历史事实提出的问题，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价值，其现实的意义和关怀也同样值得深思，并激发人的想象力。
其例二：吕先生论从秦至元明之政治。在正文中，吕先生强调了秦以后君主专制之下政治的弊端：人民无从参与政治，官僚亦因诸事难以措置而生“惰性”；中央与地方难以形成权力的平衡；治民的官越来越少，治官的官越来越多。总结这几个方面，吕先生认为：“专制君主，本不是良好的政体，这两千年来，政治上的受其弊，也可以说是很深了。”而其附文引《中国近世史前编》语，对正文所论作了根本的说明。其大略谓，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为世袭贵族，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阶级就是官僚；而“所谓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亦分为幕友、吏胥、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亦分为绅士、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统治者相反，都是要剥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吕先生就此说道，官僚办事出于公心的，或故意要害人的，总归是少数，多数人不过庸常之辈，“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唯“社会的组织，使其利害与某一部分共同，他就是个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对立，就不免要损人利己了”。由此，吕先生提出了对官员的监督之难的问题，以及这种专制政治的消极性。吕先生的结论是：中国地大人众，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监督难。任办何事，官僚阶级都可借此机会，以剥民以自利。既监督之不胜其监督，倒不如少办事，不办事来得稳妥些。在中国历史上，行放任政策，总还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于利，就是为此。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
上所述大要：1.中国历史上的官僚阶级，若从利益关系而言，他们在社会上的人数和力量都不可低估，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一众官僚身上，这是认识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2.在这样一种专制君主体制下，对官僚的督责，即便用的都是出于公心之人，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仍难从根本上起作用；3.当一种制度本身已包含着利益冲突的因素，官僚的损人利己是无可避免的；4.为防止官僚缘而为奸，国家往往实行放任政策，从而造成中国政治的消极性质。
以上两例，讲的都是中国史上具有通贯性的大题目。吕先生高屋建瓴式的讲解，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历史的长时段眼光。于此，我们也可以领会《吕思勉讲中国史》之正文与附文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意趣。吕先生是那种往往用一句或几句话，就能把历史点透的史学大家。他论王莽变法的失败，说：“根本上注定要失败的事，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论宋朝之灭亡，说：“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讲的都是一时一事，点透的仍是通贯性的大问题。没有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是不会有这样的通贯的。
（《吕思勉讲中国史》，吕思勉著，张耕华编，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