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42人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其中，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秦怡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袁隆平的事迹已经被搬上银幕，秦怡在大银幕上诠释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樊锦诗的事迹正在被搬上银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银幕上的他们。
人物档案
袁隆平 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0年9月生，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等称号，荣获“共和国勋章”。
秦怡 女，汉族，中共党员，1922年1月生，上海市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演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女篮5号》等30多部影片，塑造了多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樊锦诗 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袁隆平》：一曲生命交响乐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莉
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创作于10年前的电影故事片《袁隆平》日前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评选”中脱颖而出，成为镌刻于中国电影艺术长廊里的70年70部作品之一。而随着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该片编剧之一谭仲池也收获了观众和朋友们的一片称颂，被认为选题、刻画人物很有眼光。对此，谭仲池表示，他是将该剧作为一曲“生命交响乐”来写的。
电影《袁隆平》由潇湘电影集团拍摄，谭仲池、骆炬编剧，史凤和导演，果静林饰演袁隆平。影片着重讲述了袁隆平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如何在充满坎坷的科研道路上奋力跋涉，历经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终于将理想变成了现实的曲折经历，同时，也生动描写了袁隆平的爱情波折和家庭生活。剧中塑造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艺术形象，朴素真实、亲切感人，既有科学家的专业素养，也有艺术家的文化气质。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袁隆平亲自出演了老年时候的自己，成为影片一大看点。
该片自上映以来，即引起巨大反响，在一些场合放映时，甚至有观众自发起立鼓掌。果静林也因在该片中的出色表现，荣获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
英模人物一直是现实题材创作中的重点。总结该片的创作经验，谭仲池认为有四个方面值得分享。一是必须要非常全面地了解人物。作家梁晓声曾说，对写作对象的了解要全面更全面、客观更客观。谭仲池认为这也是现实题材创作应遵循的原则，作者必须进入所描写人物的精神世界、生活环境和工作现场。二是一定要把握时代的主题。任何英雄都是时代潮流中走出来的，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找到这个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来处理人物关系。三是艺术上要有创新，要让老百姓喜欢看。影片中，谭仲池用了红头绳、篝火晚会等很多意象，让人们看到英模人物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情怀的普通人。他把人物放在一个大写的“情”字里，写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情，对学生、对亲人的情，写党和人民对科学家的情，写科学家对老百姓的情，如此，人物不会模式化，有了艺术高度。四是要有强烈的审美意识。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音乐、画面、色彩等都能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谭仲池在积累素材过程中，多次读到《生命科学》这本书，并从书中的语句“种子是生命的象征”中获得启示，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梦想和人类生命对植物生命的探索来诗意地叙事，并以代表生命的绿色和表现果实的金色作为主色调来营造意境，使得整部作品流溢出一种清新的、充满希望的诗意气质。
创作谈
挥之不去的感动
谭仲池
有许多人问我，创作《袁隆平》的初衷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崇拜袁隆平，敬重袁隆平。由于我有机会接触袁隆平，了解他带领团队培育杂交水稻的艰难历程，深知他对祖国、对人民、对土地的真挚感情。就是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袁隆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渴望创作电影《袁隆平》的动机。
要写好这部电影，有以下几个难点需要解决。从历史跨度来讲，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时间较长。从人物塑造上讲，既要突出主人公袁隆平的关键作用和重大贡献，又要体现集体的力量。从社会层面讲，既要反映杂交水稻研究的艰难坎坷，也要揭示其科学探索的基本路径，更要体现党和政府、社会乃至农民群众对此项重大科研的支持和参与。从艺术创作的要求讲，既要严格尊重生活的真实、尊重科学，又要遵循典型创作的规律。我们深深地意识到，只有把上述难点解决了、突破了，才能抓住创作的主线和灵魂。为此，我们先后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采访、阅读资料、现场实地考察、与专家讨论，使自己真正弄清楚杂交水稻的“庐山真面目”，并进入主人公及其团队成员的心灵世界。当我们直接感触了袁隆平当年住过的土砖屋、讲过课的教学楼，进行过科研的试验田，走过他曾经数百次经过的田埂和椰林小道时，也就走进了袁隆平丰富而深邃的内心世界。我不禁惊叹：这是生命对生命的梦想，生命对生命的追求，生命对生命的奉献。于是，我们选择了以“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作为主题，将袁隆平的人生追求浓缩在一颗小小的杂交水稻的种子里，去谱写一曲激昂澎湃的生命壮歌。
我曾不止一次地被袁隆平深邃的思想、豁达的性格和幽默的语言所打动。这是一个多么普通而又特立独行、多么善良而又不畏艰难、多么智慧而又谦逊宽容、多么严谨而又乐观浪漫的“原型”啊！他尊重自然、尊重科学，他爱祖国、爱事业、爱学生、爱亲人，他对人生的感悟体验、对生命的认识追求都闪烁出时代的光辉。袁隆平的艺术形象应该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探索者和开拓者的形象。在创作中我们萌生了“四个注重”，即注重生活的真实但更追求艺术真实，注重突出主人公但又不忽视其他人物塑造，注重时代脉搏的跳动但又理性地把握“历史因素”，注重电影的可信度但又要强调可视性和审美价值。
现实中的袁隆平，至今仍在超级杂交水稻的新领域执著地探索。我们用电影的形式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树碑立传，并尝试创新电影的表达方式。我们不用“豪言壮语”展示人物的思想境界，而是选择特定的工作生活细节，润物无声地让人物的行为和感情表达主题。同时，注重电影的审美意蕴，采取散文式结构，用交响乐章的构思来展开剧情。在全剧结尾时，我们叠印出袁隆平在现实生活中的镜头，让他与剧中的记者直接对话。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电影的内容，而且让观众直接感受了主人公真实的人格魅力和生活风采。
人民艺术家秦怡
孙佳音
秦怡的一生，可以说是美丽的，与光影相伴的一生。1938年，16岁的秦怡在同学的建议下，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加入抗日队伍。在前线，她当护士、抬担架，以一名少女的微薄之力，支援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不过，因为长得好看，很快被选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习演员，参演了《正在想》《好丈夫》等话剧和电影作品。1941年，秦怡进入中华剧艺社，成为该社演员。在长时间的话剧舞台实践中，演技被不断打磨。她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哪怕在主演《大地回春》成名之后，秦怡还甘愿为别人跑龙套。1945年，抗战胜利，秦怡回到上海。为了养家，她一个接一个地拍戏，也一个接一个地塑造成功的角色：《两家春》里勇敢的北方农村的童养媳坠儿，《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马兰花开》里性格坚毅的铲运机工人马兰……1957年，秦怡主演了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女篮5号》，她的美丽坚强，她的敢爱敢恨长久留在了新中国的银幕上。
80年的演艺生涯，在电影的长廊里熠熠闪光。秦怡的美，美在鲜花簇拥时，更美在繁华散尽后的优雅和坚强。她在86岁时，为地震灾区捐出了毕生积蓄；她在93岁的高龄时，自编自演自筹资金拍摄了电影《青海湖畔》。当时有人为秦怡的健康着想，劝她在上海的摄影棚里搭个布景，照样可以拍摄影片。“艺术创作离不开真实，我一定要亲自下生活、上高原进行实地拍摄，才能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能感动观众、对得起观众。”于是，她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坚持和剧组成员一起登上青藏高原，坚持工作在拍摄第一线，坚持活到老、干到老，在高原拍了一个多月，她自己走到了海拔4300米的地方。
《吾爱敦煌》：文物保护者的颂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莉
9月的敦煌，景色宜人，莫高窟游人如织。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正在紧张筹拍电影《吾爱敦煌》（暂名），外景拍摄已正式启动。
这是一部以历史文化为背景的现实人物传记艺术电影故事片。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是故事主要生活原型，也是故事的主人公。
对于拍摄初衷，该片策划张家昌表示，从古时的文明初会，到今天的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敦邦睦邻、友好包容的传统与气度，敦煌是一个标识，而樊锦诗是今天敦煌的标识。用电影宣传敦煌，颂扬樊锦诗和一代代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的莫高窟人，是甘肃风行影视公司的一个夙愿。
这样一个题材并不易做，因为它最动人的层次在于文化、人性、灵魂方面，追求类似动作片那样的效果，或者端着架子复述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都不可取。
苗月是国内著名导演、编剧，因《天上的菊美》《大火种》《十八洞村》等作品而被观众熟知。制片人郝平介绍，为了拍好这部影片，甘肃风行影视公司和苗月率领的团队已三进敦煌，仅第一次就采访敦煌研究院各部门、各层面、各年龄段人员30多人，剧本创作和修改已完成。
制片人潘红阳介绍，自从接触到这个题材，苗月就像海绵一样，从敦煌壁画、书籍到以前的影像资料，她都全方位地吸收；采访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她都细心地跟他们交谈，她想捕捉到每一个人眼里的樊锦诗是什么样的形象，她想以自己的角度和视野，呈现樊锦诗几十年来的心路历程。正因为如此，苗月进入洞窟，不仅是对壁画做一次深入的了解，更是对樊锦诗工作时的状态做时间和空间上的感受。
目前，剧组正在抢拍敦煌的秋景和旅游高峰期人流，更详细的勘景和其他准备工作也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
潘红阳说，拍摄中有三大难题，给剧组带来不小的困扰。一是如何复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敦煌研究院；二是如何拍出观众心中真实的敦煌，还要让电影好看；三是拍摄周期的拆分和拉长，因为敦煌最美、最有利于拍摄的季节，正是旅游旺季，游人太多给拍摄带来诸多不便。
尽管如此，潘红阳说，再苦再累再大的困难，剧组都能克服。苗月也一再告诫剧组所有工作人员，一定要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带着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去创作。因为，在她们看来，只有如此，才能对得起这部影片，才能对得起把青春和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所有文物保护工作者们。
推出这样一部重点影片，可以说是甘肃电影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从项目立项伊始，就引起广泛关注和各界支持。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和省委宣传部给予具体指导；省文物局、酒泉市委市政府、敦煌市委市政府和敦煌研究院给予热情支持；省内外许多影视制作机构都给予大力协助。
张家昌说，这部影片将从更高层次宣传甘肃，从共和国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高度，勾画出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甘肃乃至全国的文物工作者、文化人、知识分子有着怎样的姿态和作为。这样的姿态和作为，就是爱国抱负、人文情怀和敬业追求。
创作谈
我们这样讲述樊锦诗的故事
苗 月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我们正在进行创作的这部关于敦煌的电影故事片，要表达的就是关于传承的主题。故事的主人公是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守护者。他们倾其一生所进行的事业，就是要让敦煌莫高窟珍藏的中华民族的文脉得以传承。
在敦煌莫高窟，传承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专业技术，这是需要多学科专业知识分子群体共同来完成的伟大事业！70多年来，在敦煌莫高窟从事研究保护工作的几代知识分子和技术工匠，筚路蓝缕，历经艰辛，努力传承民族的文脉，他们的人生经历让我们看到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保有自己应该有的样子和本色的。我们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故事片，希望给予这个群体一次充满敬意的关注和真诚的颂扬。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对这个群体做一次有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的故事讲述。我想，这是这部影片最想彰显的思想意义。
守护敦煌、传承文脉，是樊锦诗的动作线、事业线、命运线，也是我们电影的故事线。青春的樊锦诗、中年的樊锦诗、老年的樊锦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樊锦诗的人生画幅一层叠着一层、一层覆盖着一层，形成了她人生的厚度。在电影故事里，我们需要一层层讲述，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讲述到今天，她和同事们做了一件只有这个时代才可能完成的事情：建立数字中心，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把敦煌莫高窟古老的文化精神进行新的展示，让敦煌莫高窟在现代化数字化的时代里更加盛大。这也让樊锦诗60岁才开始的数字化人生，成为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樊锦诗和她的前辈、她的后任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就像那些苦修的僧人，又像那些曾经执着绘画而又淡泊沉默的画师，与敦煌相遇之初的惊喜与悸动，最终变成使命，支撑着他们度过所有的苦厄，矢志不渝。
我们的电影这样讲述樊锦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