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井文化虎噬鹿青铜牌饰与鄂尔多斯虎噬鹿银牌饰
（本文图片由金昌市博物馆提供）
金昌市博物馆馆长 李勇杰
为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甘肃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2019年5月1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中，来自金昌市博物馆、金川区博物馆、永昌县博物馆的19件沙井文化青铜器参展入选，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占比高达81%。此次参展，是沙井文化发现近100年来首次在国家级博物馆公开亮相，引起了文博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沙井文化，因1924年发现于武威市民勤县沙井村而得名，属于青铜时代甘肃特有的考古学文化遗存。20世纪70年代末，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三角城村发掘出一处沙井文化大型聚落遗址——金川三角城遗址，这里出土了大批青铜器以及石器、玉器、陶器、木器、铁器、骨角器、毛麻织品等文物。2011年以来，金昌市博物馆、金川区博物馆相继成立，在甘肃省文物局的关怀和支持下，原收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1300余件（套），于2017年8月分别移交金昌市博物馆、金川区博物馆收藏，标志着这批出土文物在面世36年之后，终于“回家”。
在这批划拨的沙井文化文物中，青铜器多达1400余件。这些青铜器所传递的丰富文化信息，让我们得以还原春秋战国时期西北游牧民族尘封千年的历史。
文物中的青铜铸造工艺
金川三角城遗址考古发掘40年来，先后出土青铜器3000件以上，这些青铜器是从哪里来的呢？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熔炉、陶范、坩埚等冶炼遗存，但是我们有理由判断，这些青铜器源自当地冶炼。
青铜冶炼涉及采矿、冶铜、制模、铸造等一系列专门的生产工艺技术，表明铜器铸造以及制陶、皮革加工、麻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手工业，做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业已存在。沙井文化先民铸造的锥、凿、斧、针筒、刀、匕首、短剑、镞等青铜工具（兵器）具有锋利、精巧、耐磨损等特性，比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更能提高人们的劳动效率，因而深受欢迎。青铜生产工具的大量使用，逐步取代了一部分石器、木器、骨器和红铜器，成为生产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沙井文化部族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丰富起来。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丰裕富足，一些人可以专门从事青铜器冶炼以及其他手工业，进一步强化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之间的社会分工，使得这支部族逐渐迈进了文明社会。青铜铸造业开始出现梳、簪、带扣等装饰品，以及羊、牛、马、猪、狗、虎、鹿等动物纹牌饰。这些动物纹青铜牌饰的出现，一方面表明自然生态环境优越，以及畜牧业的兴盛；另一方面，青铜器上繁缛的纹饰为我们探究该民族文化特质提供了依据。
在出土的文物中，个别青铜牌饰出土时，甚至用于穿缀的皮革残片仍然存在，这是沙井文化先民将青铜牌饰穿缀于衣服或腰带上，用来做装饰品的实物例证。
追溯历史，三角城遗址所在的金川地区铜矿资源特别丰富。在古代，沙井文化青铜器浇铸技术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单范→双模合范→分铸等由易到难的铸造发展阶段。特别是多个镂空铜铃的出现，是分体铸接成形技术应用的成果，代表了沙井文化青铜器浇铸技术的最高成就。
也许大家会问，沙井文化青铜制品只是一些小型工具、兵器和装饰品，为什么没有出现像青铜鼎之类的大型礼器？从考古发现来看，一方面表明沙井文化青铜冶铸技术还存在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寓示着沙井文化部族仍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对代表王权身份地位的大型礼器尚未萌生特别的需求。
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
沙井文化动物纹青铜牌饰众多，这其中洋溢着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三层伫马铜牌饰的出土，进一步验证了繁衍生息于石羊河、金川河流域的沙井文化先民，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结构。出土的伫马铜牌饰是穿缀在皮袍或腰带上的装饰品，充分体现了沙井文化先民对马的珍爱。
在金川三角城遗址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羊、马、牛头骨以及驴蹄趾骨等殉牲物，以羊骨居多，还出土羊型铜牌饰8枚。如此看来，也印证了沙井文化先民“西部牧羊人”的称谓。
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沙井文化青铜器，与同属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齐家、四坝、辛店、寺洼等考古文化青铜器相比，无论从造型、纹饰还是表现主题、功能上比较分析，其关联度并不高。相反，它们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北方系青铜器相比，相似程度令人惊叹。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金昌文物工作者曾在金川三角城遗址征集到一枚虎噬鹿青铜牌饰，配环以供穿系，据分析可能是沙井先民的“护身符”，先民希望能够拥有像老虎一样的胆略和力量，去战胜大自然当中遇到的困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件牌饰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收藏的虎噬鹿银牌饰在表现主题、器形风格、大小尺寸等方面均很相像。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伏鹿、虎耳造型写实一些，后者更趋于抽象化，虎耳甚至已抽象为高浮雕的圆圈形状。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更原始一些。这两件牌饰的对比，进一步证实沙井文化青铜器属于北方长城沿线青铜文化，与欧亚草原地区的青铜文明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推测判断归属北方系青铜文化范畴的同时，沙井文化青铜器还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三角城遗址出土了一件直径5厘米的小铜镜，原命名为“四兽纹小铜镜”。这件铜镜锈蚀严重，经除锈、封护之后，只能隐约看到一些纹饰。经X光透视，隐藏在铜锈下面的纹饰终于显现出来，镜面上模铸三条躯体蜿蜒的对称龙纹，三龙首尾相接，环绕在镜钮一周，与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有异曲同工之妙。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洪猛先生认为，龙纹系中原文化的装饰题材，该铜镜的出现可视为沙井文化的中原文化因素。因此，该铜镜被重新命名为“龙纹铜镜”，现为金昌市博物馆馆标。事实上，金川三角城遗址还出土有铲足陶鬲、戈形回纹绣皮囊、铁犁铧等器物，这些也都具有浓郁的中原文化风格。可以推断出，沙井文化虽距离中原文化稍远，但中原文化因素有可能是通过某个中间途径传播而来。
探寻沙井文化
金川三角城城址周边台地上，还发现了西岗墓群等公共墓地3处，已清理墓葬达600余座。这表明沙井文化先民在金川河沿岸稳定居住了数百年时间。
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已进入到群雄争霸的阶段。在河西走廊，沙井文化部族发展历程到此却戛然而止，前后共延续了五六百年时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先生研究认为，沙井文化其消亡和匈奴的崛起与扩张有直接关系。
沙井文化虽然是一个偏居西北一隅、分布范围较小、对中原文化影响力有限的小部族文化，但是沙井文化的研究对揭示春秋战国时期西北游牧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历史典籍记载，东周时期，月氏、乌孙驻牧于河西走廊。随着匈奴部族势力向河西走廊扩张，月氏、乌孙部族相继败走，西迁新疆、中亚，由此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亚欧草原民族大迁徙。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典籍记载语焉不详，历史学界的释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身处其间的沙井文化民族属性问题，到底是月氏、乌孙，还是北狄，难成定论。采取二重证据法，以历史典籍为基础，借助考古学研究成果，特别是以科学考古发掘基础上的沙井文化青铜器为切入点，开展沙井文化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探寻沙井文化民族属性课题，进而揭示春秋战国时期西北游牧民族文化的奥秘，意义重大。
我们相信，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揭开沙井文化渊源、去向及民族属性等种种谜团的时刻，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