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黄侃曾先后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执教，堪称名师，同时又是位“特别教授”。黄侃专攻《说文解字》，课堂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们对其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找书翻检对照，居然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5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

黄侃之所以能如此精通《说文解字》，与其读书习惯大有关联。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圈点3遍。《清史稿》全书100册，700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他亦凭此方式引导弟子读书。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就等于摸清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再调头审视唐之后作品，颇有一览众山小、顺流而下的感觉。如此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

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在心。

除却读书之规矩，黄侃在治学上还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他更是以身作则，“坐穿冷板凳”，50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并未走出前人设下的“五指山”，学术竟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

其实，黄侃所言30岁前不发文，50岁前不著书，除去忠告学人要潜心读书，做大学问、真学问外，另有一层深意隐含其间。这便是关涉学者如何做学问层面的问题。在他看来，学人写文章，一方面，要立说；另一方面，或许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磨炼，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