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日报
2019年06月20日
第12版:甘肃史话

【溯源甘肃】甘肃秦汉时代的书法艺术

秦安县出土的秦铜权小篆书

《西狭颂》部分碑文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简

张芝雕像

张芝草书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甘肃秦汉时代的书法艺术,在金石刻、简牍和草书等方面都留下了影响百代、引领书坛的成果,是甘肃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大省的一根支柱。这里主要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简介秦铜权铸金文字、成县鱼窍峡摩崖石刻《西狭颂》、简牍汉隶和“草圣”张芝的书法艺术。

1 秦铜权和《西狭颂》

甘肃秦安县上袁家村秦墓1967年出土的秦两诏铜权,高7厘米,底径5.2厘米,重250余克,为秦一斤。权体为钟形,中空。顶部微弧,有穿孔鼻钮。器表铸成多道觚棱,诏文阴刻在觚棱之间,为小篆,所刻内容为秦始皇廿六年诏书和秦二世元年诏书。此权保存完好,能较准确地反映秦斤的标准重量和秦小篆书法,是研究秦代衡制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字”政策,使秦的文字继承西周的传统,在“金文”“籀(zhòu)文”(大篆)的基础上,由李斯改造成为小篆。小篆的艺术特点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斯虽草创,遂造其极。”即笔画刚劲,结字灵动如飞,虽然尚处于创始阶段,但已经美到极致。秦权虽不一定铸成于陇右,但它在秦安出土,也是甘肃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狭颂》同《石门颂》(原在今陕西汉中市褒河镇古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西壁上,今移存汉中市博物馆)《郙阁颂》(在今陕西略阳县徐家坪镇街口村)合称“汉隶三大石刻”,它又是“三颂”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方摩崖刻石。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镌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高110厘米,宽210厘米,碑额为“惠安西表”四个篆刻字,意为碑主的德政使国家西部边远地方得到安全。正文阴刻12行,385字。记述了东汉武都太守,汉阳郡阿阳县(治所在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李翕的生平、政绩及其率民修通西狭险道,方便了往来交通,造福于民的事迹。石刻字迹清晰,完整美观。字体为汉隶,每字9至10厘米见方,字形结构方整,庄严浑穆。笔力稳健,虽已有波磔笔画,但不少字仍保留着篆书的遗韵,于方整中带圆融。章法雄迈,气魄震撼,具有很高的研究、临摹和鉴赏价值。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书法选》中说它“是我国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碑上阳刻小字题名12行共142字,与正文书写风格一致,都是武都下辨县(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北)人仇靖撰文书写。仇靖,字汉德,是一位官府小吏,他有如此之高的文学、书法水平,反映了当时陇右深厚的文化底蕴。西狭沟除了《西狭颂》以外,还有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镌刻的《耿勋碑》及宋明以来的摩崖石刻20多处,都佐证了这一点。

《西狭颂》碑文左侧刻正文,右侧刻有“五瑞图”:黄龙、嘉禾、白鹿、木连理和甘露图像,象征李翕主政武都期间,当地政通人和,五谷丰收,天现瑞相的美好情景。它是对碑文抽象文字的形象补充,二者相结合,图文并茂,寓意深刻,是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图文合璧的佳作。

2 简牍书法

20世纪以来,文物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武威、酒泉、张掖等地发现和搜集了数万枚秦汉简牍。它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内容广泛的第一手资料,也对书体、书法的观摩展现出极多不同风格的范本。

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秦简,字体篆隶相间,成册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年)以前,简文书体处于由大篆向秦隶演变的阶段,写法上还存在许多与大篆相同的意蕴,但有许多笔画省减、合并的成分,偏旁又多是草体的写法,并有简短斩截的隶书笔触,显然是隶书初期的形态。秦统一以后的小篆和秦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汉简牍大部分是用隶体书写的。汉隶同它的母体小篆相比较,一是字形由小篆的长方变为扁方,二是字距大于行距,三是笔画的方折、波撇、粗细变化、蚕头燕尾。这些特点使简牍书法显得平稳坚劲,气势昂扬,简练大方,宛如矫健雄毅的陇西良家子,也像不施粉黛的陇上姑娘,给人以天生丽质的自然美感。

不论秦隶还是汉隶,都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由书家改造而成。从艺术形式上看,秦简的椭圆形内向结构,还有小篆封闭型空间构成的痕迹,汉隶的字形结构则是开放式的。就甘肃的汉隶而言,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简和仪礼简,都是很好的范本。王杖简先书后编,字迹清晰。内容是皇帝为70岁以上老人赐予“王杖”的诏书。反映了汉代尊老、养老的政策。仪礼简书写的是儒家经典仪礼的内容。它们在书法艺术上都具备了汉简隶书成熟期的特点,如字形扁平,端庄典雅,工整秀丽,一丝不苟。运笔兼用侧锋,而不像小篆的只用中锋。仪礼简横画左右开张,出锋向右上取势,较多圆起圆收或圆起尖收,较少蚕头燕尾,字距大于行距。而王杖简则正好相反,它也是一简一行,庄重工整,笔画的肥瘦、长短、顿挫,字形的大小时有变化,行距明显大于字距。可能是更多地考虑了简体的容纳量。

除了隶书外,秦汉甘肃简牍中还有用章草书写的。章草是隶书的简化。它是适应西汉中期以后“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即军务繁忙,文书很多,官文书“趋急速耳”,即要求快写速成的现实需要而出现,在实际功能上,它不仅加快了书写速度,满足了行政管理的亟须,而且更有利于表现书写者的个人情感和风格,使书法从单纯反映客观事物,转变成为同时抒发书者主观世界的工具,因而是中国书法艺术由篆变隶以后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和飞跃。

甘肃出土了历代简牍六万余枚,其中很多是用章草书写的,它们虽然都是边塞小吏的实用之作,但书写技巧相当熟练高超。如玉门花海汉简中的《买卖布牍》,居延《纪年简》《甲渠候官五凤二年名籍简》《甲渠郭侯谊简》《丞相御史律令牍》等。玉门花海简《买卖布牍》落笔峻利,使转自如,结体流美,章法天成,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章草书体。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简《公孙君方牍》《建威将军方牍》,以短划及点作为基调,书写纯熟。其他许多章草简牍,有的粗犷率意,有的兼具隶之波磔,篆之圆转,草的急速,显得率意、古朴、典雅、流动、活泼,一体而含众妙,千奇而不厌人。不为艺术而作,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别开生面。

3 “草圣”张芝

简牍章草只是草书的一种,与之相对的还有今草等。今草作为草书的正体又直呼为草书。它是甘肃被誉为“草圣”的东汉书家张芝创制的。

张芝(?—约192年),字伯英,敦煌郡渊泉县(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东)人,祖父张惇,为汉阳郡(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太守。父张奂(104年—181年),字然明,官至太常,文武兼资。张芝以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多次征召他去做官,他都婉拒,故时人称赞地呼他为“张有道”。他爱好书法,未尝少去笔砚,家里的衣帛,他都要先在上面习字。他又常在门前池塘边练字,一池水都被他染黑了。

他书法“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崔是安平(治今河北安平县)人崔瑗,杜是崔瑗的老师,京兆杜陵(治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杜度,二人都是章草的第一流书家。由于张芝超乎常人地刻苦学习,因而不仅章草优于其师,而且推陈出新,创立了引领中夏,饮誉百代,使他获得“草圣”之名的“今草”。

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张芝草书“出诸杜度、崔瑗,龙骧豹变,青出于蓝……已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则百世不易之法式……若达士游乎沉默之乡,鸾凤翔乎大荒之野。韦仲将(诞)谓之‘草圣’,岂徒言哉……其章草《金人铭》可谓精熟至极。其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可谓变化至极。羊欣云:‘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斯为当矣……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隶书入妙。”“张伯英即草书之祖也。”真可谓是慧眼独识,推崇备至。张怀瓘在他的《书断》中,将上古至唐代无数的书法家,近乎严苛地筛选出230人,按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等七类,再选出25人为神品。以上七类加古文、八分合为九类,列出98人为妙品,107人为能品。神品25人中,章草八人、草书三人、张芝均名压王羲之、王献之而为第一。行书四人,张芝居王羲之等之后名列第四。妙品中隶书二十五人,张芝又被排为第一。

“书圣”王羲之曾学张芝的书法。他评价张芝的书法说:“吾书比之钟(繇)、张(芝)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唐·张彦远撰《法书要录》卷1)这是说,王羲之认为自己的书法与钟繇、张芝在同一个档次,或稍“次之”,因而对此二人给予特殊极高的推崇。

唐太宗极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就像王羲之推崇张芝的书法一样。由于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中国从唐朝以后的书法艺术,无论是唐太宗本人,唐初四家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薛稷,还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四大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无一不学王羲之。张芝的书法艺术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影响整个中国古代书坛,至今余韵不衰。

4 甘肃汉代其他的著名书法家

甘肃汉代留名青史的大书法家,还有张芝的季弟张昶等人。张昶,字文舒,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家风不坠,奕叶清华,张怀瓘介绍张昶的书法说:“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至如筋骨天姿,实所未逮。若华实兼美,可以继之……又工极八分,况之蔡(邕)公,长幼差耳……又善隶……文舒章草入妙,隶入能。”(张怀瓘《书断》卷中)这段话充分赞扬了张昶的书法艺术,无需多说什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书断》中提到的姜孟颖(名诩)、梁孔达(名宣)被汉代文学家、书法家赵壹称作“余郡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老乡。赵壹是汉阳郡(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东)人,姜、梁二人也应是汉阳人。田彦和与姜诩、梁宣、韦诞同为张芝的学生,他也当是陕甘一带人。唐张彦远撰《法书要录》卷一还提到赵袭(一作恭),字符嗣,京兆长安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官至敦煌太守,善行、隶、章草,与另一关中人罗晖并与张芝见称于西州。

可见在张芝的带动和影响下,东汉以降,以张芝的朋友、学生和兄弟亲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书法群体,他们驰名于陇右,影响着全国的书法艺术。

此外,还有一些出名的书家,如汉敦煌人张越,仕至梁州刺史,“善草书”(张怀瓘《书断》卷下)。东汉安定郡(治所在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东南)皇甫规妻马氏“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人怪其工”(宋·陈思:《书小史》卷2)。前面提到的赵壹,字符叔,汉阳西县(治今甘肃礼县东北)人,“善作草书”(明·陶宗仪撰《书史会要》卷2)。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甘肃有这样多书写载体(金石、简牍、纸帛),这样多著名的书法家,有的还被尊为“草圣”“亚圣”,而更多留名青史,影响深远的书法家都出身低微,称得上是草根书家——简牍未留名书家也属于这一类。他们不仅撑起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角,对于今日甘肃庞大的学习书法队伍,也是榜样和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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