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尔炘（1865年-1931年），近代著名学者。字又宽，号果斋、五泉山人。甘肃兰州人。清光绪乙丑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应聘为五泉书院讲席，教学上严于督导，循循善诱，深受生徒的尊敬。他造福乡梓，为发展甘肃的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辛亥革命后任甘肃省临时议会副议长，曾经管文教慈善福利社团，后潜心撰写学术专著。

□ 漆子扬

刘尔炘生活在政权新旧更替，现代学术兴起的历史巨变时期。那是一个没落与新生、死寂与蓬勃、衰败与崛起、独裁与民主、沉沦与奋起、贫穷与振兴共存的时代。他在晚清官场打拼不到三年，看透了王朝的腐朽、官吏的堕落，便义无反顾辞官回到故里，给自己确立了四大人生目标：远离官场、教书育人、兴办公益、著书立说。从此将全部的生命和甘肃的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学术事业紧密连缀在一起，高擎道德学问文章的大旗，积极兴办书院学堂、文化机构，弘扬程朱理学，以此践行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的社会理想。

刘尔炘自京归来，一直生活在兰州，信息相对闭塞，但他思想开明，倾心学问，教书育人，主张学以致用，反对脱离社会实践而空谈学问。如《劝学迩言》一书，反复劝勉学生树立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力求实学。告诫学生读书要“静参于书册之中，默会于书册之外，遍观于天下之物，体验于一己之身”（《劝学迩言·励行》），一个人“必能知过，方能改过。改过在乎有勇，知过本于无私”，凡“悔过愈真者，其人愈高；反己愈切者，其人愈大”。要求学生读书务必推研究竟，融会贯通，修养自身须寡欲寡言，剔除杂念，忘怀名利，做到“坦荡宽平，心境如光风霁月”（《劝学迩言·立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能放弃人性的底线。《劝学迩言》涉及为学为人修身立言，行文精妙，字字珠玑。

刘尔炘既是一位与时代潮流同步前行的教育家，又是一位对中国传统学术、学问具有清醒判断的思想家。在儒学面对西学和西方科技的挑战面前，他坚守中国传统学术，同时积极吸收西学的进步理论和思想，阅读研究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对比中西学术思想、哲学思维的异同，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总结概括传统儒学在培养人性伦理道德方面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刘尔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刘尔炘的文化自信具体表现在对儒学的研究、坚守、践行和宣扬。

刘尔炘亲自给学生讲授《书经》《易经》《诗经》《春秋》，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修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做一个坚守正义，是非分明，“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鼓励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他把学习儒学作为提高甘肃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奉命将兰州育才馆和简易师范改建为存古学堂，并任学堂监督，招收青年才俊文县韩定山、正宁赵元贞等，为甘肃各地师范学堂培养经学、国文、历史教员。根据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的教学理念，亲自讲授黄宗羲《宋元学案》、顾炎武《日知录》、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课程。

民国初年，社会本已混乱不堪，西方科技、学术思想的传播又激发了各种思潮的兴起，一时乱象丛生，青年学生无所适从。刘尔炘站在儒家思想的制高点，解析青年思想纷乱的缘由，人生观价值观迷乱的因果。

刘尔炘一生孜孜矻矻，以传扬儒学为己任，其目的并不在于就学论学，而在于用传统儒家的仁道和宋明理学的天理约束规范内心空虚、盲无目标的人，尤其渴望借此约束、劝诫、警告无法无天、心无敬畏、毫无良知的地方军阀，将他们关进仁义礼智信的笼子。这是刘尔炘构想的社会理想的一个方面。虽然他当时无法用精确的话语对中国制度提出大胆的构想，但凭他的智慧已经明晰地意识到权力必须得到制度的钳制。

刘尔炘认为儒家思想是“道”，是做人做事的根本，西方科技是“标”，是服务社会的“术”或者“法”，“道”与“术”，一个属于形而上、一个属于形而下，“道”高于“术”。他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主张科学技术使用于发展生产力，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刘尔炘在《劝学迩言》中，极力褒扬二程、周敦颐、张载、朱熹、李光地等人的理学思想。《拙修子太平书》是他晚年理学思想的总结，主张以理学为学术统领，注重人性和精神的自我修养，对运用现代科技恃强凌弱的西方列强提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