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栋

一日翻阅旧书，见里面夹着一纸剪报《武扬真的走了》，作者是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张尚瀛先生，查看日期和媒体，为1996年8月17日《兰州晚报》登载。我读了不禁悲痛，虽然缘由不同，正与我17年前5月下旬在家中接到杨小平君打来的电话，听说武扬先生去世时同样的苦楚，因为他的离去不只是我过去或现在短暂的几声哀叹所能表达尽心中的感念的。

武扬先生是河北省吴桥县人，生于1931年12月，卒于1996年5月，在世间才活了65个春秋。他7岁时随家先后到天津、兰州和新疆，18岁返兰，任《西北经济日报》新闻编辑。此后，历任《新经济报》《新民主报》《兰州工人报》《甘肃日报》编辑、记者，参与或主持副刊编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兼《甘肃文学》编委、《文艺报》特约通讯员。1980年4月任《少年文史报》主任编辑、记者。40年来，编辑多种副刊，编发了不少文学青年的作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帮助。他本人在解放前即发表杂文和散文，解放后除继续写作杂文、散文外，还发表有评论文章，部分作品收入《杂苑萃英》《名胜古迹游》《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等书。

武扬先生生前颇富胆识与才情。1950年初，陇原大地绽开了一朵带露芙蓉——兰州《新民主报》，其中的《新文艺》周刊，是年仅21岁的武扬精心主编的，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和培育社会主义新文艺战士为宗旨的一块纯文艺性的园地。1950年下半年，《新文艺》收到读者来信，提出了“新时期小说创作应强调故事性”的观点。有着一双慧眼的武扬发表了这封信，还加以编者按，推动开展了“小说创作中的故事与人物”的讨论。这个讨论引起了当时的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的重视。《文艺报》不仅延聘武扬为特约通讯员，而且该报副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萧殷先生还写来了《论小说创作中的故事与人物》洋洋7000余言的文章参加讨论，萧殷的论文博得争论双方的折服。

武扬先生发表于刊物和报纸上的文章，最有名的是受中国著名杂文家廖沫沙委托写的一篇感言。1985年，作为《少年文史报》编辑、记者的武扬先生赴京请廖沫沙为《少年文史报》丛书之一的《校园短论》作序，杂事缠身的廖沫沙遂让他先拟个草稿。武扬先生回到住处后，铺纸提笔文如泉涌，仅半个小时即完成了全文。第二天廖沫沙一过目，不禁脱口而出：“你很会写文章啊！”其中自然的叙述兼具风趣，还能让读者读出作者的笑貌来，实在是学养丰厚的缘故。此外还有一篇新闻消息我非常喜欢，两百多个字里时间、地点、气候、场景、人物等诸多信息表现得当，且文笔和婉，于寥寥数语中描画出一个让人沉醉的天地，令人玩味。

在繁忙的编采工作中，武扬先生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最是感人至深。张尚瀛先生对此回忆道：“我和武扬相识，是20多年前我给《少年文史报》写稿时开始的。因改稿信函往来频繁，我每次去兰州必到报社看望他。他案头一沓沓的各地来稿，无一不在他认真的埋头改编之中。他曾对我讲：‘对少年儿童的来稿，要像育花、栽树一样珍视，不能一看了事，不可一字马虎。将来他们成材、绽花，也有咱们编辑培植的汗水在其中也。’他十多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堪称青少年的良师益友。”对于张尚瀛先生的话，我也有所体会。大约24岁时，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武扬先生往来于一个大院里，又由于喜欢京剧和写点东西，经父亲托一位朋友引见，便结识了在报社有“秀才中的秀才”美誉的武扬先生。随后6年的光景，他发表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他读的书我能借阅的尽量借阅，自然我的所有习作也都请他修改或推荐见报。先生看稿极为仔细，用朱笔删添后的纸面简直像戏曲舞台上的大花脸，倘若不由他指点，我真无法通连全篇，至今我还保留着几页经他圈阅的手迹。先生改稿时身体坐得笔直，这与他习惯使用毛笔有关，偶尔与我交流，他总是先微微一侧头，然后面露笑容，带着浓浓的天津卫的口调，余音如昨的几句是：“小张，你写东西善于发现问题，但当读者很想了解你发现的这块石头有着怎样的质地，大小如何，几种颜色，你却跑掉了。”毫不夸张地说，6年的求学，我的文字仅有一篇得到过先生“不错”的夸奖。虽然不同时期内有不少老师给我授业解惑，但真正扶我上路，促我思想渐趋成熟，让我的爱好略有所成的老师，实在只有武扬先生一人。

武扬先生不再复生，但日后的思念，即使是风和日丽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下起绵绵细雨，那么这回忆恩师的随笔也将在湿漉漉的气息中常有续写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