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转红

冯骥才先生钟爱历史钟爱天津，早在1977年就出版了关于天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长篇小说《义和拳》，时隔四十二年蹉跎岁月，又一部描写天津风雨，描写义和团运动的小说《单筒望远镜》诞生了。

这只单筒望远镜是一位踏上中国内地并死在这片异土的法兰西军官的私有物。小说中的主人公欧阳觉通过它看到了与老城形成鲜明对比的租界。而法国姑娘又通过这只望远镜看到了她前所未见的老城。一个城市一分为二，左边是种着大槐树，熙熙攘攘的老城，右边是盖着尖顶屋，奇奇怪怪的租界，欧阳觉与莎娜在两种不同文明的新奇中嗅出了心照不宣的念头——相爱。

爱情始终是长线，横贯小说始终，起初我也以为我在读一个跨国之恋，但回过头才发现，作者的语重心长和言外之意。小说主人公欧阳觉爱上了法国姑娘莎娜并义无反顾地要前往白楼找她，途中历经坎坷最后家破人亡，在这个过程中爱情是主线，但突现的中西方文化不得不让人反思：我们对待他者的目光是双眼的吗？欧阳觉的一边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婌贤，她的身上完美地凝聚着中国男子对女子的一切要求：矜持、宽厚、温柔、敏感、慈母情怀，她内敛，她大方，她一声不吭，她至死不渝，她含蓄柔情，温润如玉。而欧阳觉的另一边是典型的海洋文明之波涛汹涌下的西方女子，她的眼睛蔚蓝，她的目光深邃，她毫不留情地表达着渴望，也无所畏惧地付出和索取，这种来自海浪的潮流卷起欧阳觉的灵魂。

两个不同的女人，两种不同的文明，欧阳觉刻骨铭心的有过了。欧阳觉爱上了她们，与其说他爱上的是两个不同的女人，还不如说他更爱的是两种文明。一种是大槐树庇佑下的安静，一种是尖顶屋赋予的自由。

然而硝烟四起，欧阳觉还来不及与新奇世界多一次对话就被战火俘虏了。

大槐树死了，父亲死了，婌贤死了，法兰西军官死了，莎娜死了，好多人都死绝了，欧阳觉也许要死了。来不及对视，来不及挥手，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一时间枪林弹雨、血流成河，一时间中西文明变成了相互吞噬的武器，谁也不想认识谁，只一味地要把对方的骨血吸食干净。

诚然，作者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但却有着深刻的主题：中西文化沟通的困顿境地和人性在现实世界的边界。热爱历史的作家是热爱着整个世界，一百多年前发生在天津的那场中西冲突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冲突之悖论。时代悲剧下普通人物经历的灵魂深处的痛对作者来说也是痛。对民族心理文化的反思，对历史的念念不忘，让我看到了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作者。这是我从《单筒望远镜》看到最深的东西。

抛开具有哲理性的思辨，单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我俨然又看到了一个顶着满头银发从画中走来的冯骥才。

白描，仍然是清淡的白描，这本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技被作者挪用至此，刻画出几个性格特点分明的人物形象：滑脱脱的马老板，现实主义者欧阳尊与浪漫主义者欧阳觉，含蓄静谧的婌贤与奔放热烈的莎娜，然后是沉闷老到的账房先生同神秘莫测勇敢无畏的刘十九、三师兄。小说开头埋了长长的铺垫，爱情仿佛从远古走来，这意境如画，画中有诗，诗又是一个一个码得整整齐齐的方块字，作者的构思，艺术的呈现，无不使人分外留意。而对作者本人来说《单筒望远镜》的出世既意味着怪世奇谈四部曲的完整，又意味着作者作为一名作家的归来。

二十多年来作者着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搁笔多年的他还是挚爱着文学，去年九月他在张掖，短短两个月写出了沉淀三十年的作品，酝酿三十载，修改七次，宣告他的文学之归来。翻阅《单筒望远镜》，作者少了以往纯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抒写，更多的是对社会历史对人性的思考。正像作者说的：“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不断把它拿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作者几十年如一日的肩负与承担之精神使我撼动与羞惭。

小说的最后是法兰西军官永远离开而单筒望远镜永远存在。单筒望远镜成为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也成为窥探人性的最佳工具。穿透管道，利用凹凸不平的镜面将人性拉近、放大，在这单向的过程中，也许能还原一个人真实的血肉。就像作者说的：“男人眼中的女人不是女人眼中的女人……”我想，我们看待他人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想当然的一棍子打死。

费孝通说，中国具有乡土性，而乡土是一种不用文字传递的沟通，正是在这样的沟通下，我们的礼俗社会安静而成熟。然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忘记了开口，小到邻里之间的淡化与陌生，大到文化之间的隔膜与不熟。不管是一百多年前的天津还是一百多年后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只单筒望远镜，单向走、放大看，在一个落雨的夜晚点一盏明亮的灯，听他世界的雨……

（《单筒望远镜》，冯骥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