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健

1974年冬，寒凝大地。在陇东贫瘠的田野上，一个衣衫单薄的少年在奋力奔跑。他手拿一张被风吹皱了的《甘肃日报》，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这个少年就是我。那一年我16岁，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已经两年。当时高中毕业生必须走“上山下乡”和“回乡锻炼”这条路。我和同学们一样，面对现状，苦闷抑郁。劳动回来，我一门心思低头写，写新闻、写小说，还写其他。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写作上。但屡屡投稿，却都泥牛入海。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连八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

终于，这一天，《甘肃日报》发表了我生平第一篇稚嫩的散文：《广阔天地是我家》。虽然仅有360个字，但它是我生命中的一座里程碑！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居然一下子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小名人。十里八村有人来看我；公社书记来我家吃饭；我去赶集，有陌生人给我竖大拇指；就连我小时候一个窑洞里睡大的同学，也把我们当年在一个被子筒筒里看过的《林海雪原》重新拾起来看。

事件还在发酵。9个月之后，公社居然破天荒地给了我一个到兰化当工人的指标。公社书记摸着我的头说：“去兰州吧。甘报社就在兰州，去了好好写文章！将来当个大作家。”

1975年9月26日，我带着极轻的行囊来到兰州。兰化是国有大企业。《甘肃日报》重视国企的宣传报道，我写的通讯和消息屡屡见报。我一边工作一边写稿，一直从起重工干到团委书记。1982年，我作为大国企的团干借调到《兰州青年报》学习采编，有机会接触到《甘肃日报》的更多编辑、记者。每遇大型采访，我都会和他们不期而遇。我们一起学习、采访和交流。那段经历使我终身受益。

1983年夏天，我在庆阳工作的大妹，因为工作矛盾产生了轻生念头。她回到西安，准备用信件与亲人告别后自寻短见。她的异常举动，被住在同房间的一位好心大姐发现并强行制止。我收到大妹的诀别信赶回西安，以邮戳为线索找到她住宿过的招待所时，服务员告诉我说，已经有一对“力大无比”的夫妇救下了她。

我又顺着线索在秦岭深处的镇安县把大妹领到兰州。全家人轮番上阵，终于把她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可是回去上班却成了大问题。大妹上班的地方，是一个小鸟飞过都能引发海啸的小镇。风声已经走漏，回到单位会有多尴尬啊！

为了感谢那对萍水相逢爱心满满的夫妻，也为了化解尴尬，我写了长篇通讯《陌路相逢存知己 ——记红霞姑娘有了轻生念头之后》。当我把稿子送到素昧平生的甘肃日报社主任编辑解凌华手上并说明原委时，他二话没说，当晚编发。

7月20号，这篇通讯在《甘肃日报》第四版头条位置刊出。大妹就是拿着那张《甘肃日报》轻装上阵，体体面面地回原单位上班去的。上班之后，风平浪静。

第二年，我调到《甘肃广告报》任记者。为了便于向甘报的老师们请教，我们索性把报社搬到《甘肃日报》那座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老新闻楼办公。这样一来，就和甘报的老师们打成了一片。《甘肃广告报》创办成功，甘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功不可没。

1986年底，我又从《甘肃乡镇企业报》调到兰州科技情报所任《科技情报》杂志编辑。当时正值改革，情报工作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经过集中调研，我于1987年1月写了论文《改进科技情报信息工作》。我把稿子送到《甘肃日报》后，玄承东老师当即拍板，在《论丛》版刊发并加“振兴甘肃献计献策”刊头。

上世纪末，我和《甘肃日报》再一次亲密接触。我创办的甘肃省文美影视中心的主管单位是甘肃日报社新闻研究所。主持工作期间，我主要负责记录甘肃各条战线建设成就的大型报告文学系列丛书《当代中国》的创作和编纂。《当代中国》（8卷320万字）顺利出版并获得省作协优秀报告文学奖和兰州市委市政府金城文艺奖。

报业集团化是本世纪初纸媒的发展趋势，甘肃日报报业集团筹措成立之时，调整报业布局，将一些行业报纸进行移交和收编。短时间内，《甘肃日报》旗下除已有的几家报纸外，又新增了数家子报，出于对《甘肃日报》的情感和对纸媒的热爱，我也全身心投入其中一家子报。那时我省纸媒战线生机勃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当然，作为一个报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和《甘肃日报》联系最多和受益匪浅的，还是它多少年来持之以恒地培养出一批批文学新人的“百花”文艺副刊。今年春节，我静下心来整理了自己近四十年来发表在“百花”副刊的散文，加起来有三十多篇了，《回望蒿嘴铺》《写给孩子》《归根》《甘南走笔》等有写人的，有记事的，也有写景的……

不单单是我一个，《甘肃日报》成就了一大批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