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1版）康世昌介绍，昆仑站海拔超过4000米，由于位于低压区，又没有任何植被，氧气更加稀薄，和在青藏高原海拔5000米的感觉差不多，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高原反应。

严寒也是绕不过的考验。每次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露天作业时，康世昌和队友的眉毛胡子上总是挂满了冰碴，就连衣服、帽子上也被冻起了一层白霜。尤其在采集4米的雪坑样品时，即便穿着厚实的“企鹅服”，也很快会被冻僵。为防止雪样受污染，康世昌只能戴着薄薄的实验手套操作，每次连续作业1个多小时，手指早就失去知觉，要恢复很长时间。

在从昆仑站返回中山站沿途的科考工作也是异常繁重。他们每天行驶接近100公里，每隔2公里要测量和维护物质平衡花杆，每隔10公里采集表层雪样品。为了按时完成采样工作，康世昌和队友们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到达营地已是晚上10时多了，比正常队伍晚3个多小时。

如果说高海拔和超低温，对于曾经9次在珠峰进行科考的康世昌来说还算“轻松”，那么突如其来的“白化天”却令他至今心有余悸。

“在南极冰盖考察的最后一天，一大早大风夹着细雪弥散开来，眼前就像是一堵白色的巨墙，根本看不见路。”康世昌回忆，他只能跟着GPS导航慢慢往前开，可是信号时断时续，他本以为车始终在直行，其实车一直“走”的是S形路线，有时甚至向反方向开出去很远。后来，康世昌只能打开侧面车窗，隐约沿着前车的车辙印往前开，就这样一小时只行驶了12公里，直到下午天气才慢慢好转。“在这种天气下开车，完全没有方向感，仿佛下一秒就要掉入万丈深渊，非常恐怖。”康世昌说。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气象环境下，康世昌和队友们在昆仑站钻取了两支分别为56米和19米的浅冰芯，采集了50多箱样品，获得上百组珍贵的雪密度、温度以及气温数据。

苦中作乐也幸福

除了困难重重的科考工作，也有意外惊喜，苦中作乐也是一种幸福。

2019年1月10日，是康世昌50岁的生日。这一天，队员们自发地在探空气球上写上“祝康世昌首席生日快乐”，把美好的祝福一同放飞到南极上空。“能在南极度过50岁的生日，特别有意义。”康世昌感动地说。

在南极过春节也给康世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月4日，大年三十，康世昌和队友们依然行驶在科考路上，一直到下午快5时才到达营地。晚餐时，“大厨”特地加了几个菜，生鱼片、海参、扇贝、清炖鱼就是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大家一同举杯庆祝，虽然缺少了家人团聚，但也是另一种经历。

50多天的冰盖考察，身处几乎与世隔绝的“白色世界”，对人的心理也是极大的考验，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抑郁等心理问题，可生性乐观的康世昌传递给大家的总是快乐。在南极的日子里，他坚持每天写科考日记，现在已经整理了7万余字；在昆仑站的20多天里，他“啃”完了有关南极科研的两本大部头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学类书籍。“我一直非常喜欢野外的工作环境，对我来说，在南极科考让我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光思考一些科学问题。”康世昌坦言。

康世昌介绍，南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球系统，是研究全球变暖的一个理想实验室。“1989年，秦大河院士横穿南极大陆，为我国争得了南极科考的关键区域，如今我国南极科考规模不断扩大，作为地处祖国西北的冰冻圈科研工作者，我们理应把握难得机会，为南极研究尽一份力。”他激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