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企川

甘肃日报社曾有许多好传统，比如对领导不称职务，直呼姓名；领导没有架子，毫不特殊；大家平起平坐，亲密无间；领导与群众生活一律同甘共苦……这些都让人难以忘怀，每每想起甚为激动。

当年我刚到报社就犯了对领导称职务的禁忌。实话说，我在上中学、大学期间，所打交道的只是老师，统统称先生就是了。根本见不到什么领导，也就谈不上与领导接触，怎么称呼领导的问题。最多见过在文艺界有官衔的作家，如在保定见过孙犁、刘流、远千里；在兰州见过李季、闻捷、田间……也只是叫名字。而分配到甘肃日报社后，我想报社领导多，净是大官，总得称人家的职务；若是直呼姓名，恐怕会让人说没有礼貌，甚至被批评“才进报社就牛哄哄的”。于是，上班头一天，大概是要向领导请示什么，就管部主任杜纯良脱口叫了个“杜主任”，谁知这便犯了错。杜纯良在第二天上班时，当着全体同志的面，很严肃地批评我说：“小田！从今天起你要记住，报社有个规矩，对领导不准称职务，管我就叫老杜，或叫杜纯良。”

从这次挨了批评，我就牢牢记住了报社的这个规矩。经向同事们请教，也便很快掌握了报社有几位高层领导，对谁怎么称呼的问题：对阮迪民，就叫老阮，或尊称迪民；对叶滨，就叫叶滨；对铁军，就叫老铁或铁军……凡后来的或新提升的高层领导也是如此，如薛剑英，就叫老薛，或叫剑英；刘爱芝，就叫老刘，或叫爱芝；其他叫流萤、曹克己……

对高干直呼姓名，自然对中干更是“指名道姓”了。而且还可以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或身材高大，或胡须浓密，或伶牙俐齿能谝闲传……起个外号叫，比如管高书杰叫高大个，管曲鹤云叫曲胡子，管王明远叫王铁嘴，特别是到后期，这王铁嘴之名已代替原名了。大家这样叫，被叫者不以为是嘲笑讥讽，有任何不尊敬；叫者反觉得有亲近感，中间没有距离、没有隔阂。

据说，在报社刚成立的那段日子，领导与一般干部亲如一家，密不可分，一同吃喝，一同戏闹，说说笑笑，无拘无束。而在我1961年到报社后仍亲眼看到，大家还是不分高低级别的，粮食定量少同样挨饿，燃煤缺同样挨冻。有家室的干部不论等级都住得拥挤，所有单身中层干部都和一般干部一样，两人住一间宿舍。但是谁也不嫌苦，没有怨言。大家的心是连在一起的，生活上是相互照应的，谁有了难处，不用吭声就有人伸手相帮。那时有些中层干部与一般干部的宿舍不锁门，任由熟人随便出入。谁进谁的宿舍，见烟就抽，见茶就喝，偶尔碰到红糖、麦乳精、西瓜等稀罕食品，也可动手享受，享受罢一笑了之。

报社下棋的人多，喜见高干、中干下，一般干部下，工人也下，谁同谁都可做对手，只讲娱乐，过棋瘾，全没有等级观念，棋盘上权利均等。两人下棋边下还边提醒对方：“可不准悔！棋高的下不过悔棋的。”对方则回击：“悔？跟你个臭棋下还悔？”当有一方要悔棋时，对方则伸手把那枚棋子按住坚持不同意。旁边参谋棋的人七嘴八舌，可以各献各的计策，催促下棋人按自己的招走棋，不听便抱怨：“棋臭却嘴硬，要好好当棋架子。”而当下棋人感到参谋得不合自己的棋路时则执意不听，并给一句：“你棋那么臭，还要给我当参谋！哪儿凉快去哪儿凉快去。”整个棋摊充满友好氛围，一片笑声。

这好传统牢固地生长在甘报人的身上，即便是调离报社，远走他乡，或者是处艰难境地，或者是初现阳光，或者是顺风顺水，依然保持着好的传统。从阮迪民、刘爱芝、薛剑英、铁军等身上表现得充分，而在叶滨和马谦卿（叶滨夫人，原为甘报编委，后为新华社兰州分社副社长）身上尤为突出，后来他俩离开甘报到天水，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他们还是心系报社，与甘报人有着隔不断的情谊。他们对也到天水去工作的甘报人和和气气、亲亲热热，还是像以往那样平等相处，无大无小，还是像以往那样促膝谈心，说说笑笑，而且把接连不断路过天水（有礼县甘报农场之故）的甘报人都视为亲朋好友，热情相待。其中的情分、亲密劲，连局外人都看得十分清楚，感到惊讶。叶滨家的保姆就这样说：“每天来家找叶主任、马主任（当地人都这样称）的客人都非常多，尽管不说从哪里来，是哪个单位的，只要我听他们的称呼就知道了。凡是说找叶滨、马谦卿的，那准是来自兰州，是甘报社的。他们显得人很熟、很亲近。我要是说主人还未下班回家，他们就会随便找个地方坐着等，有的还找水喝，找东西吃，也有的帮干家务活。我心想，他们一点不客气，就好像到了他们自己的家。”叶滨听保姆这么说，不禁哈哈大笑，说：“这就对了，甘报社的人就是这样子的。”

在这里，我随手写下这不多的文字，回味和留恋那些多年里印象深刻、丢舍不了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