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锋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芳草园。我的芳草园里弥漫着新闻理想和文学梦想。《甘肃日报》，是我朝理想迈进和圆梦的肥沃土壤。
新年伊始，《甘肃日报》文艺副刊“百花”版发表了我的散文《西站的声音》，记录了我青春岁月里的记忆。千把字的文章无法承载太多的往事，其实，从那时起，我便与《甘肃日报》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1年，我毕业分配工作进了铁路系统。干的是技术活儿，脑子里想的却是新闻与文学。文学有点遥远，“新闻”却触手可及。我像一个误入荒原的猎人，短暂的惊慌之后，发现到处是“猎物”——新闻线索。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新闻采访，青工、团员、党员、技师、工程师……只要有亮点，我都不请自到，软磨硬泡。新闻稿写好后，我分门别类，有的送到厂报，有的送往晚报，有的送往工人报。《甘肃日报》是省委机关报，我琢磨很久不敢轻易尝试。几次从西站进城，路过“白银路47号”——那是《甘肃日报》的老门牌，我犹豫半天，最终折返。的确，对于基层作者而言，由于掌握的新闻资源“规格”不高，想在《甘肃日报》发稿是极不容易的事，甚至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梦想如猫爪挠心。我对《甘肃日报》的版面琢磨了很久，终于发现一条“捷径”：新闻摄影。参加工作之前，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买了一台“甘光”傻瓜相机，学会了拍摄和冲洗黑白照片。我灵机一动，把典型人物“咔嚓”成照片，然后躲进车间的一间一直闲置的办公室，挂上厚厚的窗帘，摸黑冲洗。图片晒干之后，我配上文字说明，骑上自行车直奔白银路而去。一路疾行，进了甘报大院，浑身上下已是大汗淋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擦了把汗，望了望像是在半山腰威严俯视我的编辑部大楼，大步流星，拾级而上。进去之后，又傻了眼——好几层楼，那么多办公室，该送到哪里呢？
在空荡荡的楼道里踅摸半天，我敲开了总编室的门。里面坐着一位胖乎乎又和蔼可亲的中年人。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见到基层年轻作者还起身招呼。我把照片递给他，他一张一张仔细看，看了图片又看文字说明。他的原话我早记不大清了，大意是，报纸是黑白印刷，所以照片首先要反差大，另外，没有人物的照片不是新闻照片。我的几张照片，有的太“灰”，没有层次；有的只有机器没有人。有一张基本满足要求，他说可以“留用”。
之后的每天早上，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到传达室看邮递员送来的散发着墨香的《甘肃日报》。在焦灼地等待了一周后，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杰作”：黑白分明的画面上，一位高级技师正全神贯注地操作车床。摄影：许锋。图片“横跨”三栏，排在版面右上角，可谓“气势磅礴”。这件事，不但“燃烧”了我，也“燃烧”了工人们的心。
我乘胜追击，接二连三地跑编辑部。有一天还发了“组照”：两张照片。也知道了那位中年人的名字，就是后来当了报社副总编辑的玄承东。
几年之后，我离开企业，到一家报社从事专业新闻工作。那时，报纸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大家纷纷扩版，《甘肃日报》也于每周五出“周末版”，对开4版，图文并茂，一时好评如潮。有个栏目叫“嘈嘈切切”，名称应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定位为发表贴近社会、生活的随笔、杂文。看了几篇，我的手也痒痒，尝试着写作、投稿。那时，我所在的这家报纸也在甘肃日报社照排中心排版。一个周四，我去签字付印时，突然从一名排版工人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了我投去的作品，心不禁怦怦乱跳。有一位看似中年、脸庞消瘦、头上夹杂着少许白发的编辑正坐在一旁指挥排版。我怀揣着喜悦跑到一边，悄悄向给我排版的工人打问，她说那就是彭中杰老师。
彭老师后来编“百花”副刊，我也是他的作者。2004年8月初，我写了一首诗《百年的身影》，可不是一首短诗，而是长达80行的诗。诗歌在“百花”副刊头条围框发出，占据了很大一块版面。我不知道这首诗在读者中产生了多大影响，但能在《甘肃日报》发这样一首长诗，对我的创作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那些年，我的新闻理想和文学梦想在《甘肃日报》不断飞扬。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园丁的名字：黄胜强，编过我的新闻大特写、随笔；尚德琪，编过我的新闻评论；邱暄美，编过我的小言论……还有《甘肃日报》的老报人、著名作家田企川、吴辰旭等前辈，都对我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杂文写作不断鼓励，关爱有加。
2000年-2004年，我也成为甘报子报的一员。我在浓郁的新闻氛围里成长，也结识了更多德才兼备的甘报人。2001年6月28日，我还被中共甘肃日报社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岁月如梭，如白驹过隙。如今，我也出版了十几部作品，散文、小说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散文选刊》《小说选刊》等。但是，我始终不能忘记在我的“青葱岁月”里给予我鼓励与帮助的《甘肃日报》和那么多甘报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我无以为报，偶有短文，还要扰攘“百花”。好在文艺部主任叶海以及编辑张琳，我曾经的同事王莉等，并不嫌弃，每每刊发，给在异地他乡的我以故乡的温暖。
值此《甘肃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我借用去年《甘肃日报》改版“宣言”中的八个字祝福她：花落莲出，风靡陇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