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这么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其实，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相比倒是记性不太好。你所看见的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得有用的即刻抄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便成为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

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本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抄下，自然有一丝印象印入脑海，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到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大家不妨去试试。

先辈每教人不可轻言著述，因为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误人误己。但青年学生“斐然当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譬如同是读《文献通考》的《钱币考》，各史《食货志》中钱币项下各文，泛泛读去，一无所得，倘若你一面读一面打算做一篇中国货币沿革考，这篇考做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你所读的自然加倍受用。

譬如同读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读去，某乙一面读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学案》，读过之后，两个人的印象深浅，自然不同。所以我很赞同青年人好著书的习惯，至于所著的书，拿不拿给人看，什么时候才能成功，这不是你的自由吗？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间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想抄录的随读随抄；另外，要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页，遇有想抄录的，也等读完再抄，勿窒其机。

大家不要因初读中国书，付出多而收获少，便生退悔。因为我们读书，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好记忆的脑力。青年期所读书，不外借来做达到这两个目的的梯子。我所说的前提倘若不错，则读外国书和读中国书当然都各有益处。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兴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的模范，这是好处；我们滑眼读去，容易变成享现成福的少爷们，不知甘苦来历，这是坏处。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兴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来走，或者走许多冤枉路，从甘苦阅历中磨炼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都最真切，这是好处。

还有一件，我并不劝人勉强记忆，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类：一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作为一个华夏儿女，总该对本民族的好文学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识，我们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于生出隔阂，一方面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常常依仗他给我们的光明，要平时磨得熟，临时才得着用，所以有些书希望熟读成诵者即在此，但只不过是一种格外的希望而已，并不是非得如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