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治

2016年5月4日，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副总编辑周绚隆，以及现在的《白鹿原》责编刘稚赶到西安，在陈忠实的灵堂前向他表示沉痛悼念。翌日清晨，我们便赶到市郊的西安殡仪馆咸宁厅参加吊唁活动。大厅前的广场挤满了自发前来吊唁的读者群众，有的高举着陈忠实的遗像，有的高举着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咸宁厅内高挂着陈忠实的巨幅遗像，在鲜花的簇拥下，他的头下如他生前所愿枕着1993年初版的《白鹿原》。陈忠实遗像两旁的挽联为：“三秦文胆华夏风骨铸忠实人格笔蕴千钧担天道；终南气象灞原襟怀育白鹿精魂情含万汇传史音。”当我们一行在哀乐声中离开大厅，仍见广场上挤满了排队等候入场的人群；路上，仍见三五成群自发前来的读者。参加悼念活动的各界人士大约有近万人吧。我们在为忠实的逝世感到无比沉痛的同时也略觉欣慰，因为我们由他的葬礼而看到文学在今天依然神圣。

回想我与陈忠实的初识，是在1973年隆冬。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重点。一日，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刚开完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陕西省作协向我推荐了陈忠实；也因为我刚刚在《陕西文艺》上看到陈忠实发表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觉得已在关中平原上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陈忠实完全可以把它扩写为长篇；当然，还因为当时的人文社并没有可以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当代》杂志。大概他也感觉到我这个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高门楼”的编辑约稿的真诚，从此便记住了我，开始了我们长达40多年的友谊交往。

到1990年10月24日，我在陈忠实给我的回信里终于知道了他写长篇的一些信息。他在信里说：“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此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他表示：“待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事。”

后来，在1992年3月间，我终于收到陈忠实告知《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当代》的副总编朱盛昌商议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约3月25日，陈忠实说：“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嗷嗷嗷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

（《永远的〈白鹿原〉》，何启治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