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王充闾的《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是一部鉴赏、品读中国古代诗词的散文著作。作者从先秦写至近代，带领读者遨游于2000余年的诗词长河之中，领略古典诗词的哲思意蕴。这是作者长年研习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的结晶。

阅读这部著作，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学者李元洛。他一直在做古代诗词的鉴赏工作，也出版了《唐诗之旅》。王充闾和李元洛堪称一北一南两位诗词鉴赏大家，但各有侧重，并形成了互补。如果说李元洛侧重于“审美”的话，王充闾则可以说是侧重于“审理”。“审理”是我读了王充闾著作后创造的一个新词，也许不太贴切，但我是想强调，王充闾更看重的是古代诗词之“哲理”。这本书的简介中有一句话“作者依凭近五百首历代哲理诗的古树”，意思是说书中所鉴赏的诗词都是哲理诗，我以为这句话并不准确。王充闾并没有刻意挑选哲理诗来鉴赏，而是在他的眼里，中国古代诗词离不开哲理，富有哲理恰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特点。

古人早就说过“诗言志，歌咏言”，认为诗是用来表达思想襟怀的。诗歌固然可以抒情，但是中国文人更加看重“诗言志”的功能。王充闾“审理”式的鉴赏正是从“诗言志”入手，抓住了中国古代诗词的灵魂。《诗外文章》开首第一篇，鉴赏的是《诗经》中的《蒹葭》。人们一般将其作为一首优美的情诗，表现的是追求所爱而不及的惆怅和苦闷。但王充闾认为：“《蒹葭》中所企慕、追求、等待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诗中悬置着一种意象，供普天下人执着地追寻。”

我以为哲理性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智慧极致的哲理性，多是哲学家关在屋子里的冥思苦想，关心的是宇宙的本质、人类的信仰等超越世俗、高蹈玄奥的问题；另一类是与历史、人生、现实紧密相连的哲理性。王充闾更偏重于后一种哲理性。这可能跟王充闾一直的文学追求有关系，也跟他的身份特征有关系。王充闾的文学追求承继着“五四”的启蒙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社会担当，谈到他的身份特征则不能不注意到他长年从政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可以将《诗外文章》看成是王充闾与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对话，这种精神对话更多的是在哲理的层面。

《诗外文章》所鉴赏的诗词，也选入了一些并非知名诗人的并非上乘的诗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王充闾选诗的标准并不是以文学性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在乎他在精神对话中能否有所感悟。比如他引用了宋人韩琦的一首诗《小桧》，韩琦就是典型的士大夫，他并不以诗文名世，但是这首诗非常准确地体现了士大夫的政治情怀，因此王充闾说：“诗人借吟咏庭前移栽的小小桧柏，展示一己清风劲节的抱负、刚正不阿的品格。这里有自许，有标榜，有寄托，也有感慨。”李宗勉这个宋人的名字，对于不是专门研究古代文史的读者来说，肯定也是陌生的，但王充闾也选了他的一首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干脆给鉴赏这首诗的文章取名为“官场中的恐高症”。晋人吴隐之的《酌贪泉诗》很难说是艺术经典，但它被王充闾看中，一定是因为这首诗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诗人是从为官清廉的角度来谈为人和为文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操守，同客观上是否饮用了贪泉并不相关，“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王充闾由此获得一种共鸣，并解读出诗人对于环境与风气、欲望与操守、主观与客观等关系的理解。

对于那些名诗人的名作，他也是侧重于从士大夫精神的角度去理解，挖掘其中的哲理性。即使有些诗作广泛流传，形成定论，王充闾也不囿于定论，而是从现代士大夫的视角入手，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角度和内涵来。比如他谈苏轼的《骊山三绝句》：“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王充闾说：“寥寥28字，为历朝历代有国者提出了带有普遍性、现实性的严肃课题：如何在成功之后，能够居安思危，清慎自守，持盈保泰，过好胜利这一关？”谈的分明是政治之大道。士大夫的核心就是文以载道，这个“道”是人间大道、人生大道。王充闾正是从“文以载道”的思路来读解苏轼这首诗的。他觉得这首诗是苏轼对朝代更迭、兴衰变化的一种感慨，他从中发现了古代士大夫对政治大道的理解。苏轼的《撷菜》写的是生活小事，用王充闾的话说，是写有趣生活的诗化纪实，但即使是这首写生活小事的诗，王充闾也读出了苏轼的政治情怀。总之，《诗外文章》从哲理入手鉴赏古代诗词，但又不是泛泛地谈哲理，作者以与古代士大夫进行精神对话的方式来谈哲理，因此具有了突出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要特别说说《诗外文章》的文风。这是一种特别朴素的文风，朴素是与真挚相联系的，没有遮掩和粉饰，就让真性情和真人格袒露在读者面前。这种朴素的文风在当前散文创作中是难得的。因为朴素的文风要以深厚的积累为基础，是靠真性情来征服读者的。有些人没有干货与真货，便只好靠矫情、卖弄来掩盖其内心的空虚了。我希望《诗外文章》能起到匡正文风的作用。

（《诗外文章》，王充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