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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们是为敦煌做了许多事。国家把你培养出来，你怎么报国？就是要去做实际的工作。尽管我老了，但能为敦煌做些事，还是要做的。55年了，我爱敦煌，离不开敦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事业的今天
洞窟建在沙山上、壁画绘在泥墙上、塑像是泥胎木制的，美得惊人却又脆弱不堪。留了千年已是奇迹，衰老是自然规律。尽可能地留住它，是责任，不能有任何借口让自己偷懒。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就是爱思考，这也都是逼出来的，事情在那儿，你得解决吧，不能绕。
因为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有一些创新，打破了一些老套套。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先是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为莫高窟划好了保护范围，接着有《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法律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开国际合作先河。我们承认，最初是看上了人家的钱和技术，后来发现可以合作的范围很多。但有一点，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合作，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长期的“引智育才”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新高度。
生活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零星接待到如今游客年接待量过百万，你说洞窟再这么看下去，那么小的空间，湿度温度升了降、降了升，塑像壁画会脱落，看坏了怎么办？所以最关键是洞窟不能坏，再就是怎么叫观众满意。得想办法，于是就有了数字敦煌，有效解决了保护与开放之间的难题。最初也有不少争议，过了几年，大家又说我有远见，我不认为自己多有远见。问题在那儿，没有任何退路，到底怎么去解决？要想办法。每个人把该做的做好，每个单位把该做的做好，这个国家就好了。
事得人干，得有人啊。我们为培养人，钱花“海”啦！但还是坚持培养。这么多年，引进培养、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敦煌研究院拥有的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居全国同类单位前列。但还是远远不够，60后、70后、80后……不能断档。人都是想做点事的，所以有了人，还要用好。再就是敦煌这地方，条件比不上大城市，你不能只跟人家谈奉献。我们还是想了很多办法，也得到了政府的很多支持。
考古是我的专业，那个《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用了20年时间，报告出来也获了一些奖。国学大师饶宗颐评价它“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这些基础的事一定要耐下心去做，如果人人都想略过这一步，只想在别人基础上出研究成果，那这些事谁去做呢，总得有人下“笨”功夫。
敦煌事业“芝麻开花节节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事业的今天，也没有我国文物事业的今天。
我不是低调，但也不唱高调，我就是这个调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大会，我穿了件紫红色毛衣。我那毛衣好啊，宽松一点也行，里面套一点也行，跟着我也是“身经百战”了。姐姐从电视里看到，比我还高兴，“前些年我给你织的这件毛衣，都进人民大会堂啦！”
他们说我低调，我不是低调，但我也不唱高调。得了奖，到处被记者“围追堵截”，可我知道，这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章还是和以往一样，留给敦煌研究院。没有敦煌，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要把事情当回事。
我也有点年纪了，没有必要去表演，没有必要虚头巴脑。你比如说我捡烟头，如果要做秀的话，我当着他们的面捡，可我就是吃完饭散步时捡。之前给他们说过，可我觉得他们不是太在乎。我想你们不在乎，那我捡嘛！也没想要给谁看，结果有一次他们看见了。再比如，我抓厕所卫生，我就说我是个厕所院长，那次我把他们都叫来，我说我刷给你们看，他们说：“哎呀樊院长！你这就过分了，这是我们干的。”那你们来呀，我说了必须厕所没味、地上没烟头。你们没做到，那我来刷。你不能让大家说，莫高窟的洞窟是不错，可厕所脏，地上都是烟头，那不行。细节决定成败呀，事得认真做。
他们老说怕我，我说你怕我啥？我这人心肠又不坏。我就是认真，你不认真，我就要批评你。
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是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那么大的工程会不会招来腐败？我就给书记提建议，你得把从我开始的每一个人监督起来。他说对，后来我们在各种场合说，不能收红包、不能吃请、不能拿回扣。中标后，施工方兴高采烈来找我，我给他泼凉水，“你别太高兴，我要和你约法三章，你也别打听院里有几个领导，谁管事。我和你之间，只有质量和进度。”我还吓唬他，“你别看我个子小，我破坏力很强的。以前有个单位和我们合作，他们把活儿干坏了，现在都没人和他们合作。你们干得好，我给你们宣传；你们干得不好，我也到处给你们说去。”后来他们因为这个工程获了奖，有很多单位要和他们合作，他们可高兴了。有了中央八项规定后，研究院人说我救了很多人。是啊，我是不会拿不该拿的，可万一有人伸手呢？那就没完没了了，敦煌研究院的名声就臭了呀。
我也知道大家辛苦，那我拿钱请大家吃饭。大家为敦煌守在这里，不容易，有个职工的孩子生病，想借公款，可那是有规定的，我就跟他说，我拿点你省点。后来孩子看好了，见了我“樊奶奶、樊奶奶”地叫，孩子是一个家的希望呀，这个家安置妥了，我也欣慰。该“抠”的时候得“抠”，该关心的时候得关心。单位原来在兰州也给我分了房子，我跟老彭商量，咱在兰州住得少，还不如给年轻人。后来就让给年轻人了，去兰州我住招待所，挺方便。
钱是身外之物，有基本衣物、有简单食物，足够。这些年获了一些奖，如果有奖金，我就捐给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一年再另拿1万元捐出来，23年了吧。只要我还在，慢慢加一点加一点，总能做点事。
还是那句话，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事业的今天。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路还长，任重道远，关键是以后要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