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平

    我出生在一个山大沟深的偏僻乡村。改革开放40年来，接连不断的好政策让村里的土地尽可能地发挥潜能，真正回到了充满希望的春天。如今，看着那些土地生长茂盛的庄稼、收获饱满的粮食，看着建果园搭大棚发展产业的良好势头和退耕还林的喜人景象，我不由想起了40年前那个处处激荡着暖流的冬天。

    那是1978年12月中下旬的一天，打村前古槐树上架着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鼓舞人心的消息。之后，全村上下沸腾一片，男女老少聚到一起七嘴八舌，却异口同声：北京城里在开一个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大会哩！当年仅八岁的我还没有上学，根本听不懂喇叭里传出的话语是啥意思。做过耕读教师，颇有些文化的父亲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们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1980年秋天，村里包产到户，这在乡亲们中间炸开了锅。因为它意味着乡亲们不再千篇一律地干同一件事，不再统一务工收工，不再按工分发口粮，将结束日子紧巴的岁月；意味着乡亲们肩上的担子重了、责任大了，热情高了、肯出力了，将迎来粮食收获多、收入增加多的好日子。我看到生产队共有的土地按人头分到了家家户户，由农户独自务作，同时分到户的还有农具、牲畜和粮食。至今还清楚记得，父亲那天赶着两只羊回到庭院，母亲脸上乐开了花，而最令全家人欣喜的，是分得的十二亩土地，用父亲的话说，那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啊！以后的日子，家家户户赶着老驴驮粪、攥着镰刀割麦，在土地上春种秋收，更加起劲了。

    在生产队的时候，土地由大家务作，好坏看不出来，土地归农户后，户户热情高涨、干劲充足，围绕粮食生产和结构调整，争先恐后地劳作。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乡亲们以种谷子、糜子和高粱为主，后来几年又改种了玉米，但施的都是土肥。进入上世纪90年代，调整到以种小麦为主，多施化肥。其间，在乡村两级组织的积极协调下，乡亲们一直重视优质种子的选用。乡亲们认准农时，勤耕耘、多播种、忙收获，使庄稼产量一年比一年多，村里人不仅能吃饱肚子，更是顿顿吃上了麦面饭，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两三个月吃上一顿麦面饭，就等于是过一次年啊！

    1999年以来，乡亲们赶上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由多年的粮食种植这一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到培育粮食和林果、经济作物及畜牧三产并重的综合农业发展体系，实现了向规模化、整体化产业方式转变的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突破。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务农把式，他头脑灵、思想活，既不拘泥于传统，又不盲目冒进，总是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实施科技增粮工程的前提下，经过反复思量和判断，牢牢扭住并吃透了每一分土地和每一种作物的特点，将那些粮食产量少却适宜生长林果树的坡地都腾出来，改植槐、杨、柳等建材树和苹果、山梨、核桃等，把那些水量充足、温暖向阳的平地或谷地腾出来，改种容易增收的白菜、萝卜等蔬菜和胡麻、菜籽等油料作物。

    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村上投资投劳，将原先通到田里的羊肠小道拓宽了，送粪收麦不再由人担畜驮，而是雇三轮车顺顺当当地拉运。17岁前，我在乡中学读书，每临暑假，一直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之一，村里组织修路少不了我，自家收麦耕地也离不开我。父亲在国家免除农业税这一惠农政策的极大推促和鼓舞下，紧紧瞄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方向，在稠泥河畔的3亩川地上搭建10座塑料大棚，不仅种白菜，也种辣椒、西红柿，一旦丰收，每年净赚一万余元。

    依着土地的恩赐，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单就我家而言，家里的积蓄逐年多起来，老旧的土房变成了崭新的砖房，最初的黑白电视变作小彩电，再换成大彩电，电话由固定到移动，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舍不得花几毛钱，多远的路都靠双腿走，而如今不管路途长短和车费贵贱，一出门必坐车……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村里的土地是单调而呆板的，那么改革开放40年来，村里的土地则是丰富多彩的。它们总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一直带动全村男女老少快乐而幸福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