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晋平

    听父母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会宁县城的居民不多，单位也少。我家平时“吃水”就靠在邻居家隔三差五蹭两桶，在附近单位的水池里蹭几桶。从春到秋，只要天下雨时有落檐水，就用桶、盆在屋檐下滴滴答答盛水，然后积到缸里面。到了冬天，用水主要靠消雪、背冰。一到下雪后，母亲就用簸箕把院子里干净的雪一遍遍铲回家，在火炉上架一只双耳小铁锅消雪，每消一锅水就倒进缸里存起来；再就是背冰，那确实是很辛苦的活儿，数九寒天，父母穿着臃肿的老棉袄、棉裤，肩扛着借来的铁镐，背着竹编的背篓去祖厉河打冰，一镐又一镐，很费劲地把冰面敲成小块后装进背篓，等到背回家时，老棉袄里渗出的汗水和受热融化的冰水使人脊背湿漉漉的，冻得打颤。这些冰块是我家几天的“水源”，得节约着用。为了避免冰块被太阳晒化，父亲就把它们码在大竹筐里，放到背阴的南墙脚下用纸皮遮住储藏起来慢慢用。

    1968年，我家落户到南嘴大队上庄生产队。父亲在城里工作忙，白天干业务，或是参加义务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学习，星期天也难得回一次家；母亲和社员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根本顾不上干家务。于是，在我们上小学后，我家的吃水任务就落到了我和姐姐身上。我6岁，姐姐9岁，每天放学后或是星期天，我们就去抬水，直到把水装得缸满、盆满。

    那时候，流经南嘴上庄的有两条河流，一条叫大河湾，大河湾里的水甜，生产队就派人在河岸不远处挖了一眼水泉，供社员们家家户户吃水用。另一条叫小河湾，在西山脚下，岸边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河里的水又苦又咸，通常在这里取水是为了给猪拌食和洗衣服，图的是来回的路程近一些。

    去大河湾抬水有一道长坡，蚰蜒小路，曲曲弯弯。上坡时，前面抬水的就得把扁担尽量压低一些，不然，水桶就会沿着倾斜的担面滑到后面抬水人的怀里。可想而知，两个还不到10岁的孩子要从大河湾边上抬一趟水是多么的艰难。夏天遇上雷阵雨就得小跑着抬水，冬天一放学，转眼间，天就黑了，看到黑魆魆的山和寂无人烟的大河湾，我们就瘆得发慌，慌里慌张抬着水喘着粗气往家里赶。

    去小河湾抬水时也需下一道崖坡，一条窄窄的小路上均匀地覆着薄薄的一层细沙，不小心就会跌一跤。下了崖坡，经过一畦一畦的菜地，再翻过一道小坎，就到了小河湾边上，常常是我抱着扁担在一边等，姐姐一瓢一瓢舀满桶后，我们就抬水回家。

    过了几年，同在乡下的舅舅们帮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一眼水窖，才免去了我们抬水的辛劳，也就一年四季能够吃上甜水了。1978年，在乡下落户整整10年后，我家也同大多数下乡户一样返回城里，又成了新市民。那时，我们在民生巷租房住，一个没有大门的狭长院子里住了8户人，可里面连一眼窖都没有。在雨季吃水时，我们还是盛落檐水或是向家中有窖的邻居要，其余季节就在附近单位蹭水，或是在父亲工作的单位上把大油桶搁在架子车上拉水池里面的水。

    上世纪80年代初，县城通了自来水，在北关、南关、卫生巷口、西关和东山根等处修建了水房，专门供应居民们“吃水”。这时候，虽然说还要挑水吃，但起码不蹭了，挑水有个去处，可以堂堂正正地用水票买水了。不方便处就在于水房也执行跟单位作息时间一样的上下班制，正好下班了要去挑水时，水房也关门了。如果等不到星期天水已用完时，就只能在上班时请假出来挑两担水，这是没有办法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家自建住宅院子里既有水窖，又安装了自来水，再也不用去外面挑水和拉水吃了，用水非常方便。90年代后期，我家住进了楼宅，足不出户，一拧龙头，清冽的水就会哗然流出。现在，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一道道供水网越织越密，人们缺水吃、喝苦咸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家的“吃水”史折射出的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