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军

    《论语》中多次记载孔子对花言巧语之人的厌恶鄙薄。“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另一方面对寡言木讷之人屡有称许。“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刚、毅、木、讷，近仁。”“仁者，其言也仞”，等等。

    为何孔子如此憎恶花言巧语之人，称许寡言木讷之人？“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人们只看外表的华美，只听便捷的花言巧语，而不去重视隐藏内涵的品德才能。怪不得孔夫子这样恼火愤激。

    孔子对言的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辞达而已矣”。就因为“耻其言而过其行”，行难，所以言也必慎。孔子讲慎言，还要注意言的时机：“可与言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礼记·杂记》中讲：“有其言而无其行，君子耻之。表记云：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说的话必须自己做到，不能言过其实。所以，慎重的君子，必然慎言寡语；只有不负责任的轻佻之人，才夸夸其谈，不顾虑言是否符实。

    言者心之声。心要诚，要敬。“言不谨者，心不存也，心存则谨矣”（薛暄语，见《明儒学案》）。心有诚意，才发之为言。言不为哗众取宠，不为卖弄炫耀。“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不能言过其实。有其言而无其行则耻，但兑其言，行有果，是难以肯定的，有时有意外影响，不能兑现诺言，所以要谨言，不见行之果，不宜轻言。正如孔子所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言不具独立的价值，只有参证于行才有价值。

    从关于“言”的观点看，《论语》已奠定了儒家重内的思想倾向。看重自省，“内自讼”，寡言木讷，默默践行，不张扬的性格。孔子的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其后有不少仁人贤哲称赞寡言木讷之人。“参代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诚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谈论风生，他人所取者，某甚恶之”（《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古之学者，用心于内，深造自得，默识神解，何暇事无益之言哉！”（范浚《纳斋记》）

    君子谨言，而小人肆于言，这更加重了人们对侃公的防范厌弃。“言者，小人之所长也，非君子之所可竟也。小人者，不畏咎于人，不怀惭于己，君以为是，滔滔日进而益骋，君以为非，诋诃面承而更端以进，无愧疚之容。若君子则言既不听，耻于申说，奚琐琐尚口之穷乎？君子而以言与小人角长短，未有贞胜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宪宗）。君子于言说败于小人，也是君子受传统谨于言之影响的结果。

    现今社会，年轻人应聘，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严谨之士，往往羞于言说自己的抱负才能。言之要是诚，只要是真诚地言说自己的品行才能，应不以为羞。该言说时要言说，不应刻意追求木讷寡言。现今社会是快节奏的，无须必以行来证明品行才能，毕竟言说比行动要快，木讷寡言会错失良机。另一方面，言不顾行，言过其实的人，也应记住：言者心之声，诚于衷而形于言，言之时应虑及行之难，言而行不逮则耻，要谨言。用人之士在选人时，也应考虑到，传统文化浓厚的家庭出身的人，形成了敦厚木讷的性格，不能只凭面试时的一言半语而轻率看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