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剧情简介
1935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日寇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野心越来越大，继东北沦丧之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希望，率领工农红军长驱两万五千里，北上抗日。而蒋介石南京政府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置亡国灭种于不顾。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当时民族矛盾上升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受蒋介石之命来陕、甘进剿红军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逐步认清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的前途，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亲临西安，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胆略，力挽狂澜，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说服张、杨两将军，逼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改革开放40年，甘肃的文化艺术舞台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最引世人瞩目和值得骄傲的，是甘肃的戏剧舞台。
一
回首40年前的全国文艺舞台，还未完全从“文革”中恢复元气，新创作的剧目并不多见，而甘肃的戏剧率先崛起，经历了严峻考验和锻炼的艺术家们长期蓄积在心底深处的创作激情喷涌而出，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推出了以话剧《西安事变》，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和京剧《南天柱》为代表的一系列佳作。1979年，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的全国话剧、舞剧、戏曲所获27个一等奖中，甘肃的这3个剧目，一举连获3个创作一等奖，给全国艺术界一个惊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巨大的震动。
这3部作品，以其突出的艺术成就和在某一领域探索的示范意义而载入了新中国的艺术史册，走向了全国，甚至走向了世界。这一时期，甘肃戏剧的题材和风格趋于多样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显著提高，呈现出多元共存的蓬勃态势。
话剧《西安事变》，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艺术地再现了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一民族命运转折的历史事件。作者在严格遵循这一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精心剪裁，巧妙构思，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展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威武雄壮的一幕，谱下了一曲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壮丽颂歌。这部戏，气势磅礴，场面宏大，而且人物众多，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何应钦等历史人物。
在一出戏里，把我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的正反面人物都搬上舞台，这在我国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话剧《西安事变》的诞生，不仅达到了一个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高度，而且成就了中国话剧舞台上几大创举。回顾当初创作的过程，那种解放思想，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那种吃苦耐劳，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仍然令人十分感动。
甘肃省话剧团（现甘肃省话剧院，以下简称甘话）以整齐强大的阵容出演《西安事变》，演员们既注意表现人物的外部形体动作，更努力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变化，表演朴实而有个性，富有感情色彩。导演在戏剧的节奏、人物的调动，特别在群众场面的处理上很见功夫，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1976年6月，甘话为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老团长程士荣提出创作一部以“西安事变”为题材的话剧，剧名定为《西安事变》，程士荣、郑重、姚运焕、胡耀华、黄景渊组成了创作组，程士荣随即安排胡耀华和黄景渊到北京去找正在那里收集材料的郑重（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一起开始收集材料。当时北京天很热，他们三人分头行动搜集资料，因为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能用手抄，早上去，晚上回来，中午就啃个馒头，常常把资料借到他们住的招待所继续抄。这种忘我精神也感动了提供资料的人，他们主动提供了不少之前没有公开的资料。除了搜集资料，创作组成员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几乎把经历了“西安事变”的还在的人能采访的都采访了。
创作组经过大量采访和充分搜集资料，进入构思创作阶段，由于前期准备工作扎实，创作很顺利，一个星期的时间，整个戏的结构就出来了——十几场戏，拉得很顺当。
1978年3月，《西安事变》在兰州人民剧院进行了首演，其创作速度之快，题材之大、视点之高，在当时不啻是震撼全国剧坛的一声春雷，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艺术家们和整个甘肃戏剧界都始料未及的。
《西安事变》排出来以后，程士荣请来了文化部的冯牧等4位领导专家，冯牧同志看完后，情不自禁出口说了一个“好”字！
之后，《西安事变》第一次进京演出就停留了四个月。观众用两张《叶塞尼亚》的电影票才能换一张《西安事变》的戏票，可谓一票难求。
在文化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中，程士荣、郑重、姚运焕、胡耀华、黄景渊等人获创作一等奖，演出获表演二等奖。
早在1956年，甘话的《在康布尔草原上》演进了中南海，20多年后，《西安事变》的演出足迹从北京走遍大江南北，很快在全国掀起了《西安事变》的演出热潮，并移植、改编成多种戏剧样式在各地上演。
成功的背后，艺术家们付出过多少汗水和牺牲？常人难以知晓。1979年的一天，《西安事变》演出的大幕如往常一样准时开启，当演到东北军关团长与自东北逃亡而来的老父亲相见一场戏时，饰演父亲的演员白敬中真挚感人地表现了国难当头，父子二人久别重逢，场面之悲痛，令现场观众和台前幕后全体演职员动容。这样一场早已熟悉的戏，何以产生如此效果？原来就在演出当天，饰演关大爷的著名演员白敬中的儿子突遇车祸不幸身亡。当天的戏票早已售出，观众即将入场。全院上下焦急关切地望着白敬中已然坍塌的身躯，团领导已作出停演退票的决定。而那一刻，万箭穿心的白敬中强忍心中剧痛，依然走进化妆间，穿好了服装，演出一切如故，正常进行。沉浸在剧情之中的观众无法感知，现实中的巨大悲痛与剧情人物的悲欢离合，是如何交替摧残着白敬中这位演员的肉身，碾轧着甘话全体演职员的心灵！演出结束，观众掌声响起，所有演职员都以泪洗面。那一刻，以白敬中为代表的甘话人，向世人宣示了戏剧家永远不灭的艺术良心！“戏比天大”！老一代甘话人面对艺术，就是以这样的敬畏之心面对观众。甘话人从那一刻明白，选择了话剧艺术，除掌声和赞誉外，更多的时候是辛苦付出和一生的坚守。
《西安事变》何以能造成如此大的轰动？在“文革”中，历史题材领域“禁区”颇多，《西安事变》则第一次描写了世人皆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一次通过敌、我、友三方上层人物的历史活动，正面再现了风云变幻的中国现代史；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成功刻画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等历史风云人物，并以周恩来为主角贯穿全剧。《西安事变》在这些方面可谓开风气之先，走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创作道路，在中国话剧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剧作者的胆识和才能，他们对戏剧如何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如何把生活的真实体现为艺术的真实，为后人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三
关于《西安事变》的艺术成就，我省老戏剧评论家王正强认为，第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对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事件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展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从历史事实讲，《西安事变》本身充满了传奇性的色彩，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曲折反复，人物关系纷繁，情节离奇惊险，剧作者们经过对历史素材的提炼、概括、加工和典型化，用典型的性格、环境、情节、冲突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尤其在领袖人物的塑造上，为我国艺术创作提供了美学财富和宝贵经验。“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文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文艺，还从来没有过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形象，而《西安事变》一是冲破禁区，用作者的话说，“要敢于写领袖的爱与憎，敢于写他们的真情实感”；二是把领袖人物的形象放在现实中，让领袖形象活动在群众中间；三是对领袖人物的性格、语言、心理、行为等，进行了大胆的取舍、选择、提炼加工、虚构和典型化，使领袖的形象更加鲜明。在反面人物和反面典型的刻画上，在以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等为代表的敌对一方，作者也是着力刻画他们的行为动机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这在当时也是颇有胆识和眼光的。
《西安事变》在广州演出的时候，话剧团里有位同志画了一张周恩来和蒋介石握手的宣传海报，这样的“内容”在当时可不得了，到底能不能挂出去，团里有的反对有的支持。最后，团里就请示了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同志。吴坚部长的一句“我看可以”，让团里吃了定心丸。那张海报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当时不少人从香港专程来广州就是为了在那张海报下拍照。从这一个细节可以看出，《西安事变》能有那样大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省上很多领导的大力支持。
在谈到塑造领袖形象时，几位主创说，我们也只是大胆地尝试。过去把领袖人物写得神乎其神，这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我们认为，领袖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和普通群众一样，有自己的性格、兴趣和爱好，也是有丰富感情的。因此，在创作《西安事变》时，我们运用通常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创作方法，去塑造领袖形象。众所周知，周总理是平易近人、感情十分丰富的，我们便设法努力去表现其内心世界，使他的艺术形象丰实饱满，有血有肉。例如，第二场在“松花江上”的歌声中，周恩来副主席同情人民的悲剧遭遇而流泪，第十场，他摘花给小牛去接即将释放出狱的母亲，以及在第十一场周恩来副主席与蒋介石的谈判中，周面对蒋的反共立场，拍案而起，大义凛然，怒斥蒋介石的激动表情等，都充分显示出强烈的爱憎与喜怒哀乐，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信服。
该剧演出后，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专门给甘话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看了甘肃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西安事变》以后，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思绪万千。1936年，正当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的父亲杨虎城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出于爱国热忱，和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敬爱的周总理受党的委托，参加解决“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联合抗日的新局面。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不仅使我进一步感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周总理对国家、民族建立的伟大功勋，同时也激起了我对父亲的无限怀念。“西安事变”后，我的父亲惨遭蒋匪囚禁和杀害，他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虽然他已壮烈牺牲，但是他所参加谱写的这段历史，却将铭记在人们心中。话剧《西安事变》的演出，正是对他更好的纪念。我衷心感谢话剧团的同志创作和演出这个戏，这使我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
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对《西安事变》作出了高度评价，剧作家曹禺说，作为搞话剧的人，看到这样的大戏很高兴。场面之大，正反面人物之多，我是头一次看到。很佩服作者的勇敢。
诗人贺敬之说，这个戏为什么受欢迎？因为它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成功地把这段历史真实地反映出来了。在艺术处理上，结构、人物都不错。这个戏好就好在把这么多的历史人物，从毛主席、周总理写起，到人民群众，从历史事件到个人命运，使之结合起来，艺术手段很高明。
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说，这个戏气魄很大，胆子很大，决心很大，这么大规模的戏，敌、友、我都出现，过去这样的戏不多……剧团阵容很强。
文艺评论家冯牧说，《西安事变》在如何再现重大历史史实方面解决得比较好，比较全面，比较准确……剧本在典型化过程中，既尊重历史，又有艺术构思，全剧有不少典型化的情节和语言，对蒋介石等人物没有采取漫画化是对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的戏剧始终跻身于全国戏剧的先进行列，在各个时期均有优秀作品风靡国内剧坛，屡获国家级大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西安事变》等一批优秀剧目的诞生，标志着甘肃戏剧在恢复元气，集结力量的同时，已经开创了活跃蓬勃的新局面，也标志着甘肃戏剧创作已经走向成熟。
原《中国戏剧》总编黄维钧说过，甘肃在我国戏剧事业的地位，如果排出前五位的话，其中就有甘肃。
原中国剧协分党组副书记、《剧本》月刊总编、中国文联艺术理论研究室主任齐致翔也盛赞甘肃戏剧：“无论从获奖数量、市场占有、观众口碑、艺术成就哪方面来衡量，称其为‘戏剧大省’都是实至名归的不争事实。”（本文图片由甘肃省话剧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