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祝中熹

    “嬴”是秦人的姓，“秦”乃后得之名。言嬴秦，特指秦人早期活动于甘肃东部那段历史的族称。这个族体本属海岱文化圈内的东夷集团，其始祖可追溯到五帝时期东夷鸟图腾部族首领少昊，和日图腾部族首领颛顼(zhuān xū)。少昊与颛顼两部族结合为普那鲁亚（即群婚制）“两合婚姻联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阳鸟部族。嬴秦当属这个部族西迁的一支。嬴秦崛起的历史漫长而曲折，可谓跌宕起伏。

    和仲测日“宅西”

    嬴秦源于东方而西迁陇右，如今学界认识已经趋同；但对其西迁时间和动因，却仁智各见。《尚书·尧典》载，“羲和四子”中和仲一族，肩负部落联盟中央测日祭日使命而“宅西”，此应为最早西迁的嬴姓族体，后世在陇右建立氏邦方国的嬴秦乃其族裔。羲和是重黎的裔胄，重黎是少昊、颛顼的裔胄，他们的族源脉系在古文献中昭然可寻。和仲一族承担的测日祭日任务，不仅继承了颛顼族掌控天象历法的人文传统，又与少昊族在联盟中央的职司完全相符。尤可注意的是，他们活动在同一地域。和仲所宅之“西”，也就是嬴秦建立方国的西垂地区，即今西汉水上游一带。“西”地的“昧谷”（又称蒙谷、峁谷），被视为日落之地，实即今发源于甘谷县南境，流经天水市秦州区同礼县交界处礼县一侧的峁水河。

    中潏居守西垂

    中潏是商代后期的嬴秦首领，史称他“在西戎，保西垂”。西戎，指陇右戎族经常出没之地；西垂，为上文所言“西”地的别称。东夷集团在古文献中称“九夷”，居首位的畎夷（即后世的犬戎）是个以犬为图腾的强势族体。夏末政衰，畎夷叛夏，会同殷人伐夏而西进，势力由陇东延展至陇右，发展成一个自商后期至春秋中期给周、秦社会造成极大威胁的族系。该族在东方的原居地名犬丘，又称垂。这种同地双名相配现象，依上古时地名随族而迁的通习，被畎夷族带到了陇右。和仲一族所居这西地曾为畎夷长期占据，故西地、西邑也便有了犬丘与垂相配的双名。为和东方畎夷原居地相区别，史籍有时加“西”字称西犬丘或西垂。需指出的是，嬴秦本族从不使用这组名称，他们一直称该地、该邑为“西”，故后来秦国在该地设县即定名为西县，此地名沿用至汉魏。

    中潏“保西垂”的“保”字，含居守之义，“小城曰保”，此语可理解为中潏时代嬴族已经在西汉水上游建立了一个以商王朝为宗主的小方国。中潏之子飞廉，即在商王朝供职。周灭商后，飞廉一族逃往东方，参与了商奄地区的反周叛乱。失败后飞廉被杀，全族被迁遣至邾（即今甘谷县南部朱圄山一带）。之所以不迁他处而西迁陇右，就因为这里是飞廉母族的聚居地。

    非子畜马封秦

    商亡后嬴秦转而臣属于周，而且关系日益密切。西周王朝初建，面临东方亲商势力的严重威胁，极需背后的陇右能有个安定无虞的局面。作为可靠的属邦，嬴秦既是护卫王畿西境的屏障，又是联络陇右诸戎的纽带和桥梁。至周孝王时代，嬴姓方国的首领名大骆，大骆的嫡子名成，另有个庶子名非子，是个繁育马匹的专家。源起东方的嬴人原本就有擅长畜牧业的族性传统，而西垂地区坡谷平缓，水丰草美，盐分充足，极适于大家畜的繁衍，故非子的畜马事业非常成功。那个时代马匹不仅是人们代步运输的主要凭借，更是构成军队主力的基本要素。孝王时代周王朝同周边部族战争不断，消耗掉大量马匹，解决马匹来源问题已成当务之急。在这种背景下，非子被召，接受了在汧渭之间为王室畜马的指令。

    非子不辱使命，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深得王室赏识。为褒奖非子的功劳，孝王打算让他接其父大骆的班，日后能登嬴姓方国的君位。但这个意图遭到权臣申侯的反对，因为申、嬴联姻，大骆的正夫人是申侯的女儿，申侯要维护外孙成的世子地位。申侯向孝王阐述了关陇地区的民族形势，劝孝王不要激发矛盾，导致乱局。孝王遂改变了主意，在汧渭地区划一片领地，以“附庸”身份封非子于秦邑。“附庸”是很低的一种贵族爵位，但非子一族由此脱离了大骆母族，别祖立宗，独立发展。“秦”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治实体，也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为西方的嬴族保存、衍育了一支危境中得以重生的力量。在嬴秦发展史上，非子是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首领。

    秦仲陇上始大

    秦仲是非子的曾孙，其在位期间正处于西周王朝内外矛盾交织而走向没落的拐点，汧渭地区已成为族邦侵争冲突的多事之域。在陇右，也是诸戎族势炽盛，大骆方国频遭攻逼，岌岌可危。大约就在此时，以秦仲为首领的非子后裔们离开了汧渭之间的秦地，越陇而上，活动于今清水、张家川一带的渭水中游地区。这一方面是为了远离族邦矛盾复杂的王畿西部，另一方面也有向西垂祖地靠拢，以解母族困危的意图。而秦这个地名也便随族而迁，盛称于陇上。

    秦仲一族在渭水河谷开拓了一片新的邦土，在同陇右诸戎的斗争中壮大了族势，后来周王室将秦仲爵位由附庸提升为大夫。春秋时期的史家视秦仲为嬴姓“之隽”，为“国大而有德者”；更晚些的文献，亦多言“秦仲始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述秦国史事，即从秦仲开始。由于秦仲功业的显赫影响，后世几部著名的史志著作，都说陇之秦是秦仲的封地，秦之名也便被历史定格于陇上，而汧渭之间非子始封之秦，遂淡出人们的视野。

    周厉王末年，西戎叛王室，灭掉了大骆的方国。周宣王即位后，力挽王朝颓势，大力支持秦仲反击西戎，秦仲最后战死于伐戎之役。秦仲在位23年，他带领族众实现了战略转移，大幅度地扩展了领域，强化了族势，把嬴秦早期历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为其后庄、襄二公战胜诸戎、掌控陇右奠定了基础。

    襄公救周封侯

    秦仲战死后，以中兴王室为己任的周宣王，决心扭转陇右的危局。他召集以庄公为首的秦仲五个儿子，作伐戎动员；并派兵七千，助嬴秦与戎族决战。战事在西垂地区展开，周秦联军获得了全胜，并把陇上秦域同大骆方国原有领地连成一片，嬴秦国势空前振兴。继秦仲之位的庄公，乘胜将都邑迁回大骆所居之犬丘，全面取代了母族拥有的方国地位，他也因此博得了“西垂大夫”的称号。

    庄公时代嬴秦虽较以前强盛，但并未彻底解除戎人的威胁。庄公的长子世父，为全力抗戎而把太子之位让给了其弟襄公；发誓要为祖父秦仲报仇，不杀掉戎王不入西邑。庄公在位44年，襄公即位时，秦戎对峙形势再现危局。史载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君位未稳，都邑被围，长兄遭俘，族邦又处存亡关头。襄公如何度过这场危机，史籍无载。我们只知道襄公的政权安然无恙，都邑之围消解，世父也在一年后被放归。合乎情势的推测是，襄公执行了和戎政策，化解了秦戎冲突。“西新邑”也许就是和戎政策的产物。前文言及，犬戎曾长期占据犬丘，已视犬丘为族体的聚居地。争夺犬丘，实为秦戎关系的纠结点。为安抚戎人，缓和矛盾，襄公果断决策，让出犬丘，在西汉水北岸另建新邑为都，与犬戎和平共处。此邑，史称“西新邑”，即日后西县县治所在，而犬丘后世称为“戎丘”。二邑隔水南北相望，比肩而立。《水经·漾水注》对此景况作过明确表述。

    幽王末年，蓄积已久的社会危机终于火山般喷爆。由王后、太子废立之争引发的申侯之乱，导致西周王朝灭亡。诸戎肆意攻掠，关中陷入一片混乱。秦襄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率兵救周。通过力战，稳定了关中局势。又会同拥周诸侯复立原太子宜臼即周平王，并护送平王迁都于洛邑，史称东周。为表彰襄公的伟功殊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并赐以岐西之地。作为诸侯国的开国之君，襄公与列国通使聘享，张扬国格的提升。又“作西畤，祀白帝”，高举始祖神少昊西方天帝这面精神旗帜，以神权和祖权强化政权，增升族体的凝聚力。在军事上，襄公继续与诸戎周旋，将伐戎斗争推进到关中西部，积极落实受封时与王室之约，拉开了嬴秦国势东向的序幕。

    文公迁汧图强

    襄公即侯位第五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继位。是时，彻底战胜诸戎，控制岐丰沃野，取代原西周王朝在关陇地区的位势，是嬴秦必有的历史性决策。完成这种战略意图的第一步是国都东移。史载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这实际上是为择都而进行的长途武装考察，最后选定了当年非子受封的汧地，占卜后营邑立都。此后，经过了十几年的拼搏，嬴秦取得了对戎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掌控了关中大部，并“收周余民有之”，安定了原王畿地带的社会秩序，逐步恢复、繁荣了关中经济。在此基础上，文公进一步发扬了襄公以神权支撑政权的宗教理念，设鄜畤祭祀白帝。又利用图腾时代曾盛行的阳鸟崇拜在民间的精神影响，在陈仓山上立祠，祭奉一件“光辉若流星”自天外飞来引起众鸡皆鸣的“若石”之宝（可能是一块较大的陨石），为政权罩一轮图腾飞降赐福的光环。

    此外，文公还整顿刑律，初设“三族之罪”，通过严格法制强化统治。更值得注意的是设置史官的举措。史官制度是华夏文明传统的一大特色。史官制度的建立，不仅标志着政权体制运行的正规和平稳，也反映出执政者对族统、君统和文化传统重要性的认识高度。史官制度有助于统治集团历史责任感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一些制约国君言行的作用。秦之国史《秦纪》，后来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文公在位50年，其间秦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均有显著发展，是早期秦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历程。完全可以说，文公时代翻开了嬴秦全面崛起的新史篇。

    嬴秦的崛起，是汉渭文化圈作为华夏文明西源之历史作用的有力伸延。不仅推动了关陇地区社会发展的进程，加速了西北众多民族的交往与融合，而且编织了联结西北与中原的政治、文化纽带，并为日后九州一统的大业，育生了基原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