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柒斤

    提起蟋蟀，人们便自然想起“斗”和“赌”，蟋蟀成了赌博的一种工具，这个概念似乎早已渗透到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从孩提时代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概念，从连环画里，从大人言谈里，从古装电影电视剧里，从“苦斗将谁为，微躯不自谋”等古诗词里。史载，宋理宗时的宰相贾似道、明宣宗朱瞻基等祸国殃民，乃是他们整天不干正事、玩蟋蟀所致。所以，后人痛恨这些奸臣昏君，也捎带恨上了蟋蟀。

    蟋蟀何辜？其实，作为一种小昆虫，蟋蟀曾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里，称得上是最有“文艺范”的虫儿。蟋蟀，无脊椎动物，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其名称之多可冠诸虫，现代人知道的就有：蛩、蛐蛐、促织、天鸡、酸鸡、莎鸡、斗鸡、秋虫、夜鸣虫、将军虫、风流虫、地喇叭等。当然，我最喜欢的是“莎鸡”。因为，称“蛩”太久远，宛如面前突然立着一位穿长袍大褂的古代人；叫“促织”太直白，仿佛夜晚听到了织布声，扰人清净；唤“天鸡”太俗气，颇似看到“520”车牌号或手机号，俗不可耐；喊“斗鸡”太暴力，打斗的血腥场面立刻涌上心头。而“莎鸡”就不一样了，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味足，《诗经·幽风·七月》曰：“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入我床下。”而且能激发人的探究兴趣。宋初官至户部尚书、博通经史的陶榖在《清异录》卷上就说：“至于呼蛩为莎鸡部落，不知何为？”同时，我还觉得称“莎鸡”，会钓足年轻“吃货”的口味，进而诱发他们也关注一下大自然。

    养莎鸡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白居易的《禁中闻蛩》就有“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的句子，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予以证明：“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唐代人把莎鸡当宠物养着玩。可南宋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却把斗莎鸡的原罪归咎于唐：“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长安富人刻象牙笼蓄之，以万金付之一喙。”南宋另一位文人姜夔立即反驳：“此叙所记好事者云云，可知其习尚至宋宣、政间，殆有甚于唐之天宝时矣。”看来，斗莎鸡兴起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的宋代比较靠谱。

    到了明、清时代，捕捉、饲养、买卖、赌斗莎鸡已发展成了一种产业。明代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篇，用1000多字详细介绍当时北京永定门外五里捕、养、卖、斗莎鸡的盛况：“秋七八月，游闲人提竹筒、过笼、铜丝罩，诣丛草处……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审，养之。”斗莎鸡时，主人一般拿个头、颜色等差不多的放在一个盆戏斗，莎鸡胜则主人赢。以致达到“凡都人斗促织之俗，不直闾巷小儿也，贵游至旷厥事，豪右销其赀，土荒其业”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时斗莎鸡颇似今天的全民炒股，不仅胡同里的小孩子玩，达官显贵、教书先生、平民布衣乃至城乡大妈等斗起莎鸡来也乐此不疲。有钱人的一只莎鸡若斗死了，他不仅用重金购买新莎鸡，还厚葬那只死虫。故而，莎鸡就被打成祸国殃民的帮凶之一，也成为花鸟虫鱼“四大风雅公子”中争议最多的一位。

    读了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句子：“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宁，识时务也。”顿觉玩物“丧志”还是“长智”，全在玩者自身。想起宋人叶绍翁的七绝《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捉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童年秋天夜晚打着手电筒捉莎鸡的情景立即浮现于眼前。在手电和词中蜡烛的微光里，那透明羽翅的振动，那晶莹长须的飘拂，曾经是怎样激动欢悦一个少年的心啊！看见了吧，莎鸡带给我的也是童年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