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

    我们经常谈论气质，但对于国家气质、大国气质少有论及。实际上，把握国家气质，非常有助于理解这个国家的政策与行为。当然，把握中国的大国气质，也是开启认识中国外交内政政策与行为的重要钥匙。

    什么是大国气质

    一般而言，气质所指对象往往是具体的人，而较少与国家联系在一起。那么，什么是大国气质呢？我认为，大国气质就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

    人各有不同的气质，国家也是如此，大国也是一样。大国气质一般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文化传统和历史底蕴。大国气质不是浮于表面的暂时的表象，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特征。二是大国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制度对这个国家领导人以及国民的行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当一种行为模式稳定下来，就会起到塑造国家气质的作用。三是国民的思维特点和行为特征。一个国家的行为往往与这个国家国民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因而，国民的思维特点和行为特征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气质。总之，这些因素外化于行，就使不同的大国表现出不同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从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气质。

    中国大国气质的形成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中国大国气质的表现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这在中国外交内政的政策与行为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晰。

    第一，和为贵，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特质。“和”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追求和谐、珍视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观念深刻扎根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准则之中。

    第二，稳为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目标。中国人向来注重次序和稳定。尽管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但是，好治恶乱、好稳恶变的思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当前，政治稳定对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真正有效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通过政治改革达到善治和利益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顺势而变是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特征。中国人虽然注重次序与稳定，但是，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相反，中国人也非常重视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当前，中国社会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由此促使中国治理不得不顺势而变，从而发生变化。

    （摘自《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