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伏润之
张国忠是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马行河村村民，过去20年间，他年复一年围着自家的12亩耕地辛勤劳作，却始终没能摆脱赚不到钱的苦恼。
2017年，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个人，张国忠却一下子赚了4万多元钱。是什么样的转变让张国忠的腰包鼓了起来？
以农民致富为核心的“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就像变魔术一样，激活了农村巨大的资源潜能，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去年以来，武威市从创新扶贫产业组织形式、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入手，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对贫困户的服务带动，确保农村“三变”改革有力有序推进，从而激发了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实现了脱真贫、真脱贫。
整合土地资源 实现效益最大化
过去几十年，武南镇一直依靠传统种植发展农业，效益差、规模分散的弊端显而易见。对此，张国忠感触颇深：“家里的12亩地，每亩收入才600多元。”去年，他将3亩地入股，分红2500多元，在劳务合作社打工一年赚了1万多元，再加上自家修建的日光温室，年收入超过4万元。
“普通的土地流转使农民的收益非常单一，如何盘活农村有效资源、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镇党委一直思考的问题。”武南镇党委书记唐文介绍。
2017年1月，一场聚焦土地收益的变革在武南镇马行河村悄然展开。
马行河村一、二、三组170多户村民将手里400多亩耕地的生产经营权集中委托村集体管理，村委会拿到土地后，以招商引资形式引进2户农业企业发展日光温室产业。
这样做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第一，委托经营的土地前5年每亩地保底分红850元，第二个5年保底分红900元，第三个5年保底分红950元。其次，村委会成立劳务服务合作社，从建棚到管理都由当地群众参与，将群众从闲散的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产业工人’，每人每天工资从80元到200元不等。最后，规模化种植能够催生集群效应，提高本地农产品的收益。”这是唐文给出的答案。
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全村首次分红的34万元全部发放到户，村民作为产业工人的180多万元工资也全部落实。不仅如此，村民通过参与现代化种植培训，将自家的其他闲散土地改建成日光温室，和企业抱团发展。由于产业集中，他们村种植的西红柿每公斤比先前多卖了2元钱。
马行河村党支部书记侯忠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一亩地收入才600元；入股后，一亩地光分红就850元。
土地“入股”，变身“股民”带来的积极效应远不止此。记者在马行河村采访时发现，农民变股民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转型的积极性，他们尝试学习运用新技术、种植新品种、接受新事物，努力让土地产生更大效益。
从企业单干到大伙一起干
凉州区永丰镇毛沟村距离武威市区不到20公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缺资金、少规模、不规范这三个门槛让毛沟村的发展停滞不前。
农村“三变”改革为毛沟村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距离毛沟村不到1公里的地方，坐落着甘肃普康现代农业产业化集团有限公司，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普康农业正准备扩大发展规模，打造乡村旅游。
毛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兴勇介绍，去年，普康农业与毛沟村村委会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为突破口，决定将毛沟村四组68户村民现有土地、房屋等资源经专业机构评估变成资产，然后将这部分资产入股至项目实施方，占公司25%的股权，从而把农民变为公司股东。
普康农业总经理杨清说，项目实施后，将着力打造五彩毛沟民俗文化旅游村项目。村民的房屋将被改造成农家乐，土地集中种植花卉，村民进入产业园打工。以房屋评估价格10万元为例，三年之内分红将达到10万元，土地每年每亩保底分红600元，农民进入园区打工每月工资2500元左右。
王兴勇认为，农村“三变”改革离不开承接主体，“企业+农户+农家乐+生态观光旅游产业”的模式，将为毛沟村下一步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以往龙头企业与市场挂钩，农民实际收益有限，现在企业直接和农户对接，农民成为企业发展的参与者，收益一定大不相同。
毛沟村是武威市大力推进农村“三变”改革的缩影。去年，武威市制定了《武威市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按照分级试点、各有侧重的原则，组织开展试点工作。各县区充分考虑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合理选择确定县级试点，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由党委政府负责人主抓，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创新。全市筛选确定试点16个，部分地方已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农村“三变”改革发展新形式，一些县区、乡镇在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工作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如天祝县打柴沟镇金强驿村依托雪峰源公司推行“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就业”，带动贫困群众保底分红增收；凉州区黄羊镇平沟村推行“企业+村集体+农户+矿产资源开发”，重点发展土砂石开采、黏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黏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水泥制品制造、砼及砼结构构件制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凉州区下双镇沙河村依托龙头企业推行“企业+农户+日光温室林果产业”，辐射带动群众261户803人，贫困户83户225人。
这些新探索，从创新扶贫产业组织形式，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入手，有效激发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为实现脱真贫、真脱贫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