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君
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号”载人登月成功。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他充满豪气地说：“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这“一大步”很给力，具有科学进步和巨大的社会审美价值，但从传回来的照片看，月球表面坑坑洼洼，都是大大小小的陨石坑，很不好看。2007年“嫦娥一号”从月球传回首张月球照片，上面也是千疮百孔。就“科学事实”来说，月球表面是缺乏“美感”的。
艺术的本质以美为前提，科学的本质以真为前提。虽然科学与艺术都需要想象，但艺术还需要荒诞和变形，科学则更依据本真和逻辑。
正因为如此，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济慈认为，牛顿用三棱镜对太阳光谱进行分解，使“彩虹”的美感尽失，很煞风景。
“彩虹”是美、是诗，但在科学上只是光谱。科学讲究的是事实和真相，凡“真”的东西未必善，也未必美。天象上，“虹”是指照射到雨滴的日光，在两次折射和一次反射后，进入观测者眼中的同心彩色圆弧，色序是内紫外红，视角半径分别为40度和42度的大气光象。我国位于盛行西风带，雨云大多由西向东移动，西方若有虹，意味雨将移来；虹在东方，则天气可能转晴。
但这道弧线太具美感了。人们欣赏彩虹的美丽，谁会去细想它的光谱，去猜想它明天带来的是晴还是雨呢？
最早记得的彩虹名句，是李白的“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简练、对称、好记。李商隐则有“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的宏辞，比起李白的恢弘稍逊，但更灵动。
过去读茅盾的《虹》，“虹”的那一段印象是很深的：“分明的一道彩虹划破了蔚蓝的晚空，它像一座长桥，宛宛地从东面山顶的白房屋后面，跨到北面的一个较高的青翠的山峰……”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虹”，托着轻盈的美美的梦，达到了至美的境界：“……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1933年夏，毛泽东的《菩萨蛮》中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这“赤橙黄绿青蓝紫”与牛顿的光谱分解“暗合”。但牛顿是科学分解，毛泽东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是诗情画意。这便是“科学”与“艺术”的不同吧！
更引发我们思考的是科学与艺术本质上的相融性。1993年李政道先生在北京“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上作演讲。他说：科学和艺术是不能分割的。它们的关系是与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关于艺术和科学相融渗透，法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利坦有过深刻的阐发。他举例说：所有伟大的数学家的著作中“都蕴含着诗”。在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哲学见解中，“都有神奇的诗性直觉在起作用”。马利坦认为：没有诗的帮助，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凭经验完成他的关于菱形基本定义的推断；而在霍布斯思想的狂热背景中，“有些东西是诗教给的”“诗甚至帮助了阿西西的法兰西斯，帮助了哥伦布、拿破仑和18世纪意大利著名冒险家克格莱斯特……”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杜威也洞悉这一点。认为“审美的性质也可以存在于科学著作之中。对于外行来说，科学家的资料通常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这里面存在着一种达到完成与完美的性质……它们有时还具有高雅的，甚至是严谨的形式”，杜威举例说，“克拉克·麦克斯韦曾引入一个符号使得一个物理学方程式得以对称，只是后来，实验的结果才赋予这个符号以意义”。
杜威甚至认为：“科学无论在方法方面还是在结论方面都是一种艺术”，因为“任何形式的知识都是有关于艺术的事情”。当然，其他艺术或技巧的活动是一种“寻求”，而科学的寻求活动是“再寻求”。
这些都是从科学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因素”来说的。从艺术方面看，艺术也包含了“科学”。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种独特的媒介，通过它及其他一些物，使性质上无所不在的整体得到承载。甚至艺术本身，也是一门科学。著名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认为：在广义的关于艺术的研究和论著中，可分出两条研究路线，一是艺术史，一是艺术哲学。而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结合，就是所谓艺术科学。艺术科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质，主要依据它的研究方法。艺术科学的主要目的，以格罗塞的话来说，“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支配艺术生命和发展法则的知识”。
艺术和科学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活动，都与整个人类精神、社会和生活有密切联系，正如李政道指出的，“科学和艺术，都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但艺术更表现为从现实人生中超脱的独立存在。作为人类不同类型的“生存方式”，艺术与科学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也并不是绝缘的。
由此，无论牛顿如何用仪器进行光谱分析，“彩虹”永远是一道惊艳的弧线。在中国文化中，“彩虹”还具有独特的美学意蕴，有着天地凛然正气的意思。“气贯长虹”之类，表达出地域文化中社群所共同的社会审美。
（摘自《学习时报》2017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