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

    唧唧喳喳的童年里也有无限寂寞的时光。表哥随舅舅下地去了，表姐躲进闺房内学绣花，邻家小鬼头们做客还没回来，日日腻在一块的大黄狗也无缘无故地失了踪影。平日里总嫌挤的院落忽然间变得敞阔起来，那时院里尚未浇水泥地，我蹲在略显规整的板块上，一撇一捺地书写着熟人们的名字，即写即干，乐此不疲。

    为使笔墨不越轨，我先用毛笔尖沿着空心字的边框线勾勒一遍，再逐圈填涂。这样，一个端庄舒展的大字便毫厘不异地凸显出来了。外公见状，却忍不住取笑道：“小呆子，你在学小姑娘描眉么？大丈夫写字须一笔落，不怕出格，方能真正入格。”

    过了若干时日，描红簿一一用罄了，我自忖有了些许笔感，便想临帖。外公却说不急，一面在废旧报纸上勾空心大字，以供我继续描红之用；一面从书柜里取出一本虞世南的楷书集字帖，郑重其事地嘱咐我先细细读帖。我识字尚不多，但对虞书笔画的秀健表情却一见倾心，似乎颇能体会书家运笔时的那些微妙曲回的内心褶皱，尤其是那似露还含的一撇，简直风情万种，愈读愈能“撇”到你的痛处、痒处乃至伤心处。观之既久，虞字笔画的粗细、长短、大小、高低、斜正、收放、争让之性便渐渐化入了我的心魂里，待我将此笔意形诸笔墨，外公还怀疑我在暗中依帖描字呢。

    也许大人们都觉得我将来会靠着一支毛笔“出山”，于是一见我临窗搦管学书，屋外闲坐聚谈的婶婶们便彼此会意，渐次散去，生怕搅扰了字的孕育。屋子一空出来，米色的油纸窗也就更富静气了，日光在窗，笔影在案，仿佛全世界的声响都消匿于我指下尖尖的毫端了。

    习书之余，外公也会讲起他年幼时练字的往事。那时候生活清苦，缺纸少墨，外公便取煮饭时灶锅沿喷出来的乳白色的米浆水作墨，以糙黄的草纸为习字簿，写一遍晒一回，晒一回又写一遍，如此日晒日稠，原本几张薄薄的草纸最终变成了一部厚厚的书。可不知何故，我并未被其间辛酸的人世况味所感染，反而觉得这是一桩比写字本身更为迷人的美事。

    时值仲夏，后门头的蓖麻业已长成小树模样。偶趁无人，我便一手拎着墨汁瓶，一手攥住毛笔杆，径直往蓖麻叶上大书特书起来，也算训练悬腕运笔吧。蓖麻叶虽然带点油性，但沾上些细灰尘后也能吃墨。写累了，我便在蓖麻丛间躺下来，透过叶背，细细估量着每一个大字的笔力。

    入冬后，外公忽然现出了从来未有过的老态，眼袋拖垂，两手紧颤，却还一个劲儿地督促我练字，并以威胁似的口吻道：“记着，明朝天亮我要来夺笔的！”学书之人都懂得“背后夺笔不撒手”的道理，外公也常常以此训示于我，却从未真正施行过。多少年过去了，舅舅们给外公迁坟的时候，要我重写碑牌，我紧执笔管以期力透字背，但依然心怀惴惴，犹恐那只有力的大手悄悄地从我背后夺笔。

    成年后，我终究未能如亲人们所期盼的那样成为一个像样的书家，但在外公影响下养成的书写敏感，恰如生命中悄然衍生的触须，诱惑着我去书写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大字。

    （摘自《羊城晚报》2017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