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晓

    20世纪末期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影响到当下每一个人。最直观的体会，当然就是智能手机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然而，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变化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信息技术的视野出发，人类的技术，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信息技术，一类是其他技术。信息技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将今天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但实际上依然低估了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两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重塑了人类社会，塑造了影响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学科划分、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在今天，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工业时代以来产生的基本社会结构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内单一技术的升级，而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术群——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等。这些技术大都是基于互联网而发挥作用的，但它们会对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观念理想层面。

    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观察，互联网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技术的创新，如基站的建设、门户网站、手机逐渐普及等，在中国这个阶段大概发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个阶段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创新，在中国的标志性现象是淘宝、支付宝的出现，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崭新的商业模式和崭新的企业。现在中国市值最大的两个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标杆。

    到今天，互联网开始进入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创新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行业所涌现出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联网行业这一范围，全面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逐步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性意义，并开始深度改变人类的社会形态。

    互联网重塑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

    今天，我们为了充分认识互联网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深刻影响，必须关注其对生产结构、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分工）结构。

    首先，互联网催生了新基础设施。原来的基础设施是人们所熟知的铁路、公路、机场。今天的基础设施，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和演变，云网端、云计算以及智能手机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其次，互联网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原来我们讲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而今天，数据正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而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最后，互联网催生出新的协作结构。社会原来的协作（分工）结构，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但是，产业链体系和市场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资源、制造基地和市场在时间、空间层面的隔离与不平衡，会产生高额成本，也会受到规模限制。而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动大规模协作与共享。这种协作方式，远远超过传统的分工与合作结构。而超大规模的协作，必然引发生产、交易、消费结构的质变。此种大规模协作、协同的模式，突破了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传统分工结构、市场结构，影响极其深远。这些影响，在今天也还只是初露端倪，在未来还会逐步显现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新要素，是我们理解当下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关键。以2017年的爆发性成长的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没有新的基础设施，没有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这种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现的。

    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划分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二、三产业，是一个横向分工的概念。要正确描绘当下的生产结构形态，我们就必须关注随着互联网时代而来的纵向结构。

    什么叫纵向结构？我们现在要观察和定义一个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分析它处于何种生产环节之中，而是应该分析它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层面之上：处于最底层，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可以称之为基础设施行业，中国移动就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行业；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平台行业，淘宝、滴滴都是此种意义上的平台；最上层，可以称之为自由连接体，它是可以随时连接、随时自主形成的各种商业实体与社会实体。自由连接体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它可能是小微企业，也可能就是个体。未来也许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毕业后会以自由连接体的方式在家工作，这必然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就业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技术变革引发商业模式变化，商业模式变化引发市场生态变化，市场生态变化引发组织变化，组织变化又会带来对人的能力的需求的变化。互联网带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重塑知识体系与治理体系

    为了应对变局，引领变局，我们必须改造自身的知识结构，重塑我们的治理能力。

    在农业时代，知识积累的速度非常缓慢，慢于人类年龄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年长者的经验对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长者天然拥有知识上的权威。而当我们进入工业时代，知识增长加快，年轻人拥有的知识未必比年长者少，家长经验和知识权威的有效性，面临学校体系竞争，也受到教育层次较高者的挑战。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是个信息大爆炸时代，知识的代谢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轻人相对于年长者反而更容易掌握新知识，新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响家庭结构中的父母权威。学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传播速率问题，学校教材往往刚出版就已经落伍，老师们的竞争对手是以整个互联网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进一步，此种趋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传统的知识分布方式、知识体系、知识结构。我们的出路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面向未来，直面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重建自身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互联网给新时代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面对生产结构的变化、人类和信息流动性的剧增，我们无法延续传统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探索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治理形态。

    当然，在我们看到互联网给社会治理带来冲击的时候，也要看到，互联网自身内在的一些技术特性，也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我们要善于利用互联网的技术特性，要更为重视开放、对等、公平的原则，尽最大可能实现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创造出互联网时代的新公共性。我们要创造的治理形态，是所有角色都是对等、平等、开放、连接的治理形态，是可以不断激发不同人的创意、创新、创造力的治理形态。这是一种生态化的治理，是多方协同的治理。（摘自新华网2017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