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

    谢觉哉一生，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谢觉哉分别多年的谢子谷、谢廉伯，想从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亲。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农民。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在给谢子谷、谢廉伯的信中，谢觉哉还提前打了“预防针”，对他们说：“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谢觉哉很注意这样的苗头，在多封家书中予以说明，防微杜渐。1952年3月28日，谢觉哉致信侄女婿吴岂凡，指出他的来信中“有些话是聪明的，有些则须考虑，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是必要的”，但是“机会必然多，在省或县，而不在北京”。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在信的末尾说：“要来北京玩玩，决定于你。我们无假期，任何时候都一样。”

    （摘自《北京日报》2017年8月14日）